在别的地方，我们的朋友，特别是该地区的统治者，现在依然有机会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进行改革。美国会坚持不懈地劝说这些统治者接受民主体制，进行改革，让民众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变革将可增强中东地区温和派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巴勒斯坦。在建立民主负责的治理结构方面，巴勒斯坦取得了巨大进步。美国和国际社会（最为特别的是也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十分乐于打造和平框架，以便得来不易的改革能进行下去。
对我们的敌人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我要说：“你们的大限之期将至。对你们国家的民众和全世界而言，无论你们倒台之后将出现怎样的局面，都比你们统治期间要好。”
我说民主体制最终将坚如磐石，并不是说民主之路会一帆风顺，有可能会出现倒退现象，更有甚者，还可能爆发暴力冲突。中东地区进行改革的时间太晚了，独裁主义者把像样的政治力量赶出了公共区域。与此同时，极端分子却在激进派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里活动，他们才是组织最为严密的力量。这些激进派分子可能会参加选举，但也许这才是比较好的办法。在阳光下，他们将不得不回答有关个人权力、宗教自由和妇女地位的问题，他们还不得不解释清楚，他们打算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当他们提出的愿景除了压迫与破坏别无他物时，他们将必败无疑，所以他们不光要解除对中东地区的威胁，还要与全世界和睦相处。
这听起来难如登天，卸任之后我到国外旅行，人们问我美国是不是依旧准备充当民主变革的催化剂，与那些想要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携手合作。在提到国际社会遇到的第二大挑战时，人们往往会问到这个问题：金融危机及其结果。美国是否已经筋疲力尽、失去信心、变得悲观？我相信我们没有，我相信我们不会选择放弃。
在卸任前几个月我告诉布什总统，人们都受够我们了。“9·11”恐怖袭击之后，我们敢于从广泛的历史角度出发进行思考，认为以往对稳定和安全情势的假设现在均站不住脚。现在我认识到，在美国国内和国外，这看起来可能会令人不安，耗费心神。但“9·11”恐怖袭击留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观密不可分。中东地区自由差距之恶在当地爆发之时，我们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身为国务卿，我始终知道国际社会的压力是怎么一回事，并决心实践无限可能的艺术。我还尽力永葆对全世界的洞察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是一项长期的外交使命，历史会给我们的做法一个裁断。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而且为能有机会一试而心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