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马尔科姆从“地狱”早期解构服装、伦敦的安全别针和水壶手袋的审美中发现，时装可以是拼凑的。虽然薇薇安已经不记得是否跟他见过面，但理查德·“地狱”却成了马尔科姆的试金石，使他看到了朋克造型可能会呈现出来的样子，例如城市游击队风格的服饰，通过服饰和态度表现出来的炽热的愤怒。朋克造型开始逐渐成形。如果说马尔科姆就是活动家卡罗琳·库恩（Caroline Coon）所描述的“朋克文化界的佳吉列夫（Diaghilev，俄罗斯芭蕾舞团创始者）”，那么薇薇安就是他的尼金斯基（Nijinsky，佳吉列夫的爱人，天才男芭蕾舞者），是她第一个在英国呈现了整体的“朋克造型”。
结束纽约之行回到“世界末日”时，约翰尼·罗坦（约翰·里顿）瞬间就理解了薇薇安改造后的时尚风格。作为经常光顾店铺的常客之一，并且即将成为“性手枪”乐队一员的罗坦，曾经毫不犹豫地表示：是薇薇安将所有的元素融合到了一起——而后者反过来声称他才是安全别针时尚的鼻祖。罗坦指责现在的薇薇安所售卖的造型，究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DIY的创造，实则是反资本主义的。但在当时，一些摇滚乐队拒绝继续前行。
颇具讽刺的是，正是美国和纽约娃娃乐队促使薇薇安与马尔科姆创造了属于他们的最具争议性的主题——纳粹十字。约翰尼声称，纽约娃娃乐队从高中时代起，就已经开始涂鸦纳粹徽章，以及头骨与交叉腿骨的图像。这是对这些符号原有的恐吓力量的一种历史性阉割，就像海盗旗那样。对于远离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代人来说，它们只是用来表达震惊的一些符号。“如果想表明自己有多坏，你就可以这么做”，约翰尼表示，因此这些符号也被纳入了反抗标志的范围。但是对于其他很多人而言，包括薇薇安的父亲也同时意识到：尽管纳粹十字已经是过去的遥远符号，但仍然体现着特殊的政治含义，它们表达的是压迫，而非自由。
“与马尔科姆一起创作时，”薇薇安解释说，“他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引起轰动——而我却十分担忧……例如对于纳粹十字的使用。但是马尔科姆本身就是犹太人，他想要做这样的事情，背后肯定有自己的原因。我们不仅仅只拒绝老一代的价值观，我们同时也拒绝他们那一代的禁忌。”整体而言，这些标志的使用，都是为了达到讽刺和幽默效果——例如，镶满饰钉的狗项圈领子其实真的是为狗设计的。“戴上这个东西，本质上来说就是在侮辱你自己，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在理清全部的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