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过限额配给等等全部的事情。直到7岁才吃到香蕉，可是吃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当时物资十分匮乏，所有人都在织东西，你甚至可以找到婚纱的编织方法。所有人都日复一日地在编织。我们还会采集小坚果壳，在上面画画，做手工小花，所有事情都亲自动手。
薇薇安指着她的编织裙，然后拿起一张她儿时的照片。
我是一名时尚设计师，也是一位激进主义者。我猜这些迹象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有时讲起自己的故事来，我很怕让人以为自己故意与众不同、自以为是，那会让我局促不安。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不想让人觉得我自视甚高罢了，从小就不喜欢。我认为从很小的时候起，我所做的事情都是随性而为的，想认识我，想了解我生活中自由战士的一面，这些事情毫无疑问都是某种小小的关键点。不，不算小，它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指示。接下来说的这个例子，就能说明我在成长过程中是多么荒唐而又充满热情。在学校用餐时间——午餐——我们总是会等着指导教师来，然后她总是会说：“谁再讲话就站起来。”有一次来的是校长布思女士（Mrs Booth），然后她也说了同样的话。我当时心想：如果我站起来会怎样呢？如果我大胆一试，会发生什么呢？我认为如果主动承认错误可能就会得到表扬，即使自己当时并没有说话。于是便站起来说：“是我。”但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站了起来，心里感到很安全，因为我知道布思女士喜欢我，同时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沾沾自喜中，简直好笑。除此之外，我还以为其他人也会主动承认错误，就像电影《斯巴达克斯》中的场景一样，“是我”，“是我”，人们纷纷响应。但是，其他同学都没有站起来。记得布思女士确实因为我的起立而表扬了我，但我当时也发现，冒险出头是多么的荒谬，后来开始学着稍微收敛一些。我确实关心各种事情，也意识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认为自己一定会成就一番事业——当时我就感受到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的不按常理出牌是一种本能。但我知道，这不是纯粹简单的利他主义。在那个时候，我想着：“好吧，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但这是不太可能的。
照片中的女孩看上去大约四五岁的样子，经过了六十多年的触摸，照片的边角有点卷曲，虽然是黑白照片，但醒目程度并未有所丧失。这女孩就是薇薇安。她警觉地盯着镜头，身穿费尔岛毛衣。那是因为要准备上学了，妈妈新织给她的。那一年是1945年。
我那时大概四五岁，是的。
这张照片是薇薇安十岁之前仅有的几张照片之一，原本收在伦敦巴特西区住所的屋顶隔间里。她把它从样板制作桌上拿下来，用装饰有成串钉状花饰的指甲的手指，翻来覆去摩挲了一遍又一遍。这并不是为了说明薇薇安的父母对家中长女的童年生活很少记录。相反地，它反映出了20世纪中叶英国照相技术的进步。像薇薇安家这样的德比郡（英国英格兰中部郡）工薪阶层家庭，只有在度假、婚礼或受洗时，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要上报纸才会拍照。薇薇安年满21岁的时候，已经留下了上述所有场合的照片，但是这一张却是能辨别出她个人风格的最早的照片之一。
照片上的女孩只有4岁，现在的薇薇安已经73岁（虽然我意识到她很不情愿承认），可是她们看上去是一样的：警觉、古怪，半带羞怯半是挑衅，这种神态已经成为薇薇安的标志。但是我想，许多四五岁的小孩在开始认识世界时大概都是这样，这种姿态应该是面对生活新篇章所怀有的兴奋，以及身着新衣服所感到的舒适，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