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与爱国(1)

不论从思想和行动,陈诚都是一名反共强硬派。

共产主义理论刚刚传播到中国的那几年,陈诚在北洋军阀把持的保定军校读书,军校毕业后投奔孙中山,在粤军当一名下级军官。此前,他恐怕没有机会接触到被列为禁书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也无缘与共产党人接触。

1924年秋,陈诚进入黄埔军校,与共产党人同在一个学校工作,同在一条战壕战斗,可是这时的陈诚已经加入国民党,自称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徒,其信念与共产党的更加激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格格不入。当黄埔军校一期生贺衷寒等人发起成立与共产党人的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唱对台戏的孙文主义学会时,他毫不犹豫就加入了该组织,并担任浙江省分会的负责人。

1931年至1934年,陈诚率部在赣南“围剿”中央红军,权可视为奉命行动,但他在赣南的一系列积极的军事和政治行为,却是他反共思想的真实体现。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陈诚以蒋介石政府的参谋总长的身份,积极部署、督导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也似可作同样的历史评定。所以,1948年,中共将他列为国民党第三号战犯,并未冤枉他。

败退台湾后,作为台湾当局“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反共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反共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声援美国侵略朝鲜、筹划反攻大陆、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推动建立东南亚反共战线等等。

不过,客观地评价,陈诚也是一位爱国者,准确地说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当他的反共思想与民族大义形成冲突的时候,他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内部有“主和”、“主战”两派,陈诚属于“主战派”。1928年,他亲历了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1930年冬赴日本观摩军事联合演习,目睹并亲身体验了日本军人蔑视中国,蓄谋武装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虽然知道日本军事实力远远强于中国,但民族正义感驱使他力主抗击日军的侵略。回国后,他就向蒋介石建议,立即着手抗战和防御各项准备。这时距全国抗战还有7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四天,正率部在赣南“剿共”的陈诚先后以第十八军长和个人的名义,给国民党政府中枢和蒋介石发电,请缨抗日。

请战书慷慨激昂:“……倭寇凶橫,藉端启衅,占我沈阳,辱我军民,犹复续开驻韩倭军入境,节节侵迫,此种举动,欺人太甚。凡属国民,同深愤慨,国难之急,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人,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決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

因为有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陈诚的请战未能实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诚也立即做好了赴援上海第十九路军的准备,可最终不得不服从军令,留在赣南继续“剿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渴望上前线抗击外来侵略,作为军人,他又不得不服从。可想而知他内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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