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审美与品味有其社会发展为时代背景，同时也自成一演进序列。章太炎曾云：“今若使子美乘轮舶溯江，吾知其得句终不能过‘潮平两岸白，月涌大江流’一类耳。”他是在与更为趋新者竞争吗？未必。这只让我想起俞平伯同傅斯年去英国“见识”新学问，却根本适应不了，还是要跑路回到他的世界里慢慢读《红楼梦》，傅斯年不能理解此举，追他不上就批评这位朋友。不喜欢、不适应、看不起，也许动力只在于内心。
附加于雅俗之上的身份界定明显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近年来自西徂东热销的《巧克力祸心》《粮食战争》等书，把饮食的喜好嵌入全球政治经济的权力网络，告诉读者你们奉为“浓情”诱惑的巧克力、天天上餐桌的粮食，看似纯情天真、习以为常，其实是被上层社会、全球化大垄断企业诱导而生的习惯。于是，在“巧克力甜蜜、美味、香浓、欢愉的文化史”之外，“巧克力压榨、剥削、贪婪、腐化的政治史”被揭发出来，“全球几近一半的可可产量，皆来自潮湿的西非丛林之中，但是，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的可可农夫却是买不起也吃不到巧克力。采摘可可果的手与取得巧克力棒的手，此两者之间既深又广的距离与鸿沟，正标示着我们所共同身处的世界其裂痕与不平，实仍巨大而难以想象”。《粮食战争》的作者干脆提出祛魅而食用本土食品的建议。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深刻地被巨大的利益集团掌控而浑然不觉，这结论确实令人警醒。但是，这毕竟只是现代社会时尚生成史的一面而已： 不揭出全球强力主宰的网络，就不能明白价格与利润的走向，不能明白穷人为什么那么穷、富人又为何那么富；但是，不深入生理、文化认受的内在结构，也不能理解何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得到赞美，赞美的逻辑为何是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同时，雅俗可以按“时尚”来理解，但是否等于现代意义的“时尚”？现代人的身份感和焦虑是否以及如何与古人相通？没光顾过那些在深处、边缘处、不起眼处而又日益由边缘而入正统并且事实上也的确正在热闹起来的小街、小店、小食，就被讥笑为“土了吧”。土与不土的辩证法，与时隔久远的雅俗之判，是否存在以及有多少程度的可比拟性，我却是一团浆糊。
身处一个时尚的世界，对iPhone、对Lady Gaga、对明式家具，好恶都与社会群体乃至阶层的分化相连。后现代、新史学又在在引导追索权力、霸权所在。时尚文化研究在这个时代中被生成、被塑造，于是很容易被今人理解，很有号召力，似乎那些精致的审美追求背后都站着工具理性的众生相，目光焦虑炽热，内心机关重重。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内在理路”正受到社会学、政治学引导的“外在理路”的挑战。文化史本来太清高、太精致、太小众，将其从书房引出，与社会权力分析结合，一时间云开雾散，大路迢迢。只是，分析框架越来越清楚，累代叠加的精致却越来越模糊。
打电话给以前经常同游的朋友，说起自己的旅游“焦虑”与“游道”，说起人在文化雅俗上是功利的、社会的，还是终极的、超越的，抑或兼而有之？那一头儿是朗朗的笑声。窗外是大海的深夜，远方山水清静。
（评 巫仁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游文化》，三民书局［台北］，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