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及爱好是什么时，每每以读书、旅游应之。其实，网络发达以后，却觉得旅游越来越累。十年前，想去哪里，买了车票就出发，要说准备，也就是一本书、一把伞。如今不然，网上有铺天盖地的攻略、品评以及比价，稍有不慎，就被朋友笑话必到之处漏掉了、费用花多了。而所谓的“必到之处”已经远远超出历史名胜的范围，随着网上的品评竞赛，无数的小街、小店、小食被发掘，被传说，查不胜查，游不胜游。
不独现实生活中为然，“吃喝玩乐”的研究近年也蔚为壮观，海峡对岸尤得风气之先。在书店里看到《游道： 明清旅游文化》，就知道深谙此道的巫仁恕终于把火烧到了旅游上。这本好看的小书用极平易的笔触、极通俗的叙述，告诉我们明清时代不仅有路程书提醒商旅“日怕调包，夜防偷换、打闷棍者”，还有士大夫比着雅致，比着探求旅游之“道”。比如乘船，文震亨著名的《长物志》认为“宏舸连轴，巨舰接舻”不是“素士”置办得起的，蜻蛉、蚱蜢等流行的小船“不堪起居”，楼船、方舟等又“皆俗”，正确的方向是雅致“俨若精舍”，实用能“登山临水”、“访雪载月”，大小也要容得下歌伎戏班；小船则要“以蓝布作一长幔，两边走檐，前以二竹为柱，后缚船尾钉两圈处，一童子刺之”，以此“执竿把钓，弄月吟风”，才是雅士的派头。以一船而论即讲究至此，其他旅游用具可想而知。在时地的选择上更为严格，就连西湖这样的胜景，袁宏道也以为只有“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此中佳趣“安可为俗士道哉”！
《长物志》是指导生活雅趣的书，分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十二部，就是说这些方面都有“雅”、“俗”之分，有意者须有心，否则就被划入俗人之列。“游境，俗人得之自俗，雅人得之自雅。”
但是，为什么游玩要有道存焉呢？对于文化雅俗区别的问题，在明清商品经济发达、士大夫文化繁荣等传统解释之外，柯律格（Craig Clunas）开启了一条新的认识道路，就是在日益受到富商阶层权势挑战而“焦虑”不已的语境中，士大夫用生活的“品味”来保持社会地位。巫仁恕沿此解释“游道”： 旅游本身是“炫耀性消费”之一种，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已经从士大夫向大众普及发展，富户商贾财力支撑更对士大夫形成冲击，士大夫只得以“游道”的雅俗之别来打压对手的豪奢，强化自身的身份象征。这是时下以物质、消费为对象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常用路数。但是，某同学去过大理之后曾极言小院子家庭旅馆远胜于五星级之处，他是要掩饰住不起大酒店的寒迫吗？要向谁挑战或者示威吗？似乎又不是，这让我生疑，否则解释就遗漏了这个普通人。针对豪富而区分雅俗的动机是存在的，陈继儒就放言“毋与客、贾肩随而趋，为青莲老子所笑”。但动机的源头是不是“身份地位的危机感与焦虑感”，却颇值得反思。
每虑及此，不由得追问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独立于社会权势争竞之外的雅俗标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是揭出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权力，但是文化相对独立于社会处境的发展也不能就此抹杀。明代士人游记书写以“品味”论述为主，而清人以知识论述为主，对于这两者间的不同，巫仁恕推论“到了清代，又因为士商阶层进一步地融合，士人的品味已被商人阶层彻底模仿，而无法再发挥区隔身份的效果后”，清人必须“重新由学术与文学的传统资源中找寻出路，而且必须是非士大夫的文化背景不能企及的资源”，“也许正因为看似中性的、客观的知识论述，才是士大夫找到能够区隔身份的最佳利器”。我却以为，与其作竞争手段的工具性解释，毋宁说是“道问学”的学术转型在游道上的自然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