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民写照
在台湾慢慢稳定下来，成为国民党的军政基地后，无数的大陆人在炮火中开始迁徙。只是那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料到，遥远的台湾竟会是此行的终点。
这些人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一群，是跋涉千里的流亡学生。中国学校自抗战开始的迁移状态，因战争的继续而沿袭着。
1948年8月，整个中原地区处于大战前的沉寂，解放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济南会战正在酝酿中。家住山东菏泽的高秉涵刚刚小学毕业，就要告别家乡，跟随流亡学校去江南了。
高秉涵：5日的夜里，母亲就带我从城里到乡下，偷偷地到我父亲的墓上，先叫我磕三个头，跟父亲告别。
高家还有两个女儿，日本侵华时离家参加抗战，一去就没了音讯，此番母亲又要亲手送走年少的儿子。只是当年刚刚13岁的高秉涵，还懵懂不识离别的滋味。
高秉涵：母亲一直都是小学校长，她觉得大局是很悲观的，儿子要送到江南去，能够回来的机会也很渺茫，但是不送走，生命安全上又有顾虑。母亲一下子摸摸我的衣服，一下子摸摸我的鞋子，临上车给了我一个大石榴。我就一直在想吃石榴，车子已经动了，同学跟我讲：“高秉涵，你母亲在跟你打招呼”；我想把这块石榴多咬两口再抬头，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子一拐弯，看不到（母亲）了。
没能最后一次回应母亲的呼唤成了高秉涵心中永远的痛，但那时的他还顾不得遗憾，便已开始跟着学校辗转南行。而此时，17岁的黄如藻也进入济南第四联中，随着学校由山东一路南迁。
黄如藻：当时兵荒马乱，所以我们学校也宣布，要把学校整个迁到外面去。母亲不愿让我们走，但又不能不让走，而且在我本人来讲，我是一定要走的，所以母亲也不能不舍，就这样在两相矛盾之间，我们还是跟着学校走了。
高秉涵：南下的火车，车顶上都坐满了人。车下面用绳子弄了一个网，人躺在网里，吊在车下面。车子外的车门上，人抓着把手，火车变成了一条挤满了蚂蚁的长虫。
高秉涵跟着学校穿越大江大河，迁往战火尚未延及的南方。但走到无锡，他不慎走散，与校方失去了联系。他记起了临行前母亲对他的叮咛。
高秉涵：一定要跟着学校。如果学校解散，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
遵照母亲的叮嘱，他最终一路循着国军败退的痕迹到了台湾。和他一样跟随着部队往南撤退的还有14岁的庄惠鼎，他跟着父兄一起离开山东老家，往南穿越淮河流域时，是1948年11月——国共双方正在这一带展开大规模的会战。
庄惠鼎：当时七十八军军部里的人跟我父亲是朋友，所以他们撤退，我们就以老百姓的身份随他们部队撤退。我们住的那个村庄，晚上的时候就听着对方的炮“轰隆”就出了炮口，然后听到炮弹的声音，“咻咻咻”，越来越近，“咻咻咻”到了头顶上，“轰”，就爆炸了。
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杜聿明部队开始撤离徐州。庄惠鼎亲眼目睹了这支军队一路撤离的景况。
庄惠鼎：我哥跟我爸架着我，一人一条胳膊地提着走，最后回到徐州，沿途看到的就是伤兵、废弃的武器、汽车、坦克车，都是这样。我们撤退出去以后碰到一批部队，问他：“你们出来几天了？”他说出来3天了。撤退了3天，离徐州只有10公里，3天走了1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