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当把目光有意识地投向与“我”相关的事物时，你会很容易察觉到它内在的生长性和历史性。1986年，几个来自南方的贩子在吴镇走过，吆喝着收麦冬，一斤麦冬两块多钱。那一年，种麦冬的人家都发财了。光亮突然照耀在梁庄的上空，天开了，云散了，黯淡的乡村变得欢快、辉煌，所有人都忙碌起来。麦冬，金光闪闪的、圆滚滚的“南方”，第一次进入梁庄的生活空间。父亲把小麦地、玉米地全毁了，也种了五六亩麦冬，收获的时候，雇了二十多个人。一时间，家里家外，欢声笑语，父亲每天计算着能挣多少钱，还多少债，剩多少钱，怎么花。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是因为父亲脸上盛开的花朵，那流溢出来的快乐实在诡异；还有，那一年全家人，包括来帮工的人，都长了疥疮。我的手缝里、胳膊上、屁股上、腿上，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那半年时间，我只能站着上课，至今腿上仍有铜钱大的深深的疤痕。但奇怪的是，这些痛苦都被忽略了，大家都被“挣钱”“南方”鼓舞着，对眼前的困窘视而不见。每晚睡觉前，我们的功课是互挤脓疱，看哪一个成熟了，按下去，看黄色的脓液飙出去，彼此取笑着。
那欢快从何而来？发财、南方、城市、经济、贸易、广州，这些词语具有强大的魔力，封闭已久的乡村为之神魂颠倒。当然，父亲的发财梦失败了。吴镇的许多人家因为麦冬而破产，抵押房产，跑路，逃避债务。有熟识的人家一再筹措路费到广州去要债，但是，每次都凄惨而归。冬天再次来临。在“改革”的第一次博弈中，乡村以惨败而告终。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彼此之间的二元性、对立性和残酷性也立马呈现出来。
2011年，追寻梁庄的足迹，我走遍中国的大小城市，西安、南阳、青岛、内蒙古、北京、广州、厦门、东莞等等，我想了解我故乡的亲人们的生活，我想看到那短暂的“欢快”是否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当然，在经历了多年的学术思考之后，我也希望能够在“实在”的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肮脏拥挤的城中村、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边、如地狱幻影的电镀厂，一双双眼睛投向我、一个个场景震撼着我，他们高度对抗性的生活、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以及种种无意识选择背后所折射出的深远的历史空间让我意外。我意识到，1986年的命运仍在延续，而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的阶级、差异、资本、金钱、发展、乡村、城市，知识分子口中的虚无、忧郁、叛逆等司空见惯的词语是怎样大而无当、华而不实。那油污背后的一双眼睛、那电镀厂里移动的幽灵足以动摇一切理论和那些斩钉截铁的、宏大的结论。
如果你笔下的术语、心中的情绪和现实生活、历史之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就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思考。是的，即使是“虚无”——我们经常会拿它作为一种批判和思想的起源，也是某种姿态的标榜——如果我们对“虚无”的对象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实在的所指，它就只是肤浅的伪饰而已。
对于中国人而言，悲欢离合从来都不是自然的生活进程，而是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动而被迫改变。一种生活和传统如潮水般迅速消退，虽然这种消退或许并不值得怀念，但它的速度及留下的疮痍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惊心。我看到了激进主义的破坏性、保守主义的虚妄之处，也真切感受到自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史”后，与“世界”“西方”及“现代”之间的复杂联系。从梁庄的命运中，我看到，“现代性”的道路还很遥远，而如果不对密布于时代空间的诸如“乡村”“城市”“现代”及彼此的相互关系做观念史的梳理的话，那么，梁庄，无数个梁庄，中国的心灵，还将继续无所归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