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文工团的人临走时通知的复试名单，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人。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省歌舞团的排演场参加了复试，来自全省各地的几百名中学生应招而来，其中有一百多人被省文工团下属的话剧团、歌舞团、湘剧团、花鼓剧团、木偶团录取，充当演员和乐手。后来蜚声乐坛的作曲家谭盾也是这一批考入湘剧团乐队的学员。我被话剧团录取，经过一番周折，侥幸通过了政审，成为七个新学员之一。
消息一出，同学老师们纷纷祝贺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再过一年，像我这种情况的学生，去向肯定是农村无疑，能在这时候获得这样逃避下乡的机会，自然令人羡慕。而且除去可以免当知青这条之外，省文工团的架势也很唬人。当时各省的剧团都在学习中央“样板团”的经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发了统一的灰色制服和军大衣，出门时排着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叫市民们眼热。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看好的事情，在我们家里引起了很大的一场冲突，最后我以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为代价，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还多亏了母亲从中力挺。
现在想来，父亲对演员的职业一直带有某种偏见。“文革”前，他身为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跟剧团不曾有过多少交道，审查新剧目，也只跟编剧们谈创作，决不涉及其他。逢年过节，演员们一伙伙到我们院子里给其他领导串门拜年，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听说我打算辍学去当演员，父亲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非叫我继续留在学校把高中读完。这个主张，叫周围的人包括亲人都不赞同，连一向很尊重他的母亲，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母亲对他说，这种书读不读都无所谓了，读完了还不是个下乡插队？父亲说，下乡插队就下乡插队，我宁愿让她下乡也不能让她去当戏子！父亲的话说得很出格，要是以往，母亲肯定会退让的，但这一次可能由于事关女儿今后的前途，她的拧劲儿也上来了。母亲说，你要让老六放弃机会，除非先把老五从乡下调回来。老五是我的二姐，三年前去洞庭湖区当了知青，年前碰到湖区发大水，有阵子连饭都吃不饱，用军垦农场喂马的饲料充饥。母亲一提二姐，父亲自知过不了这道坎，蛮不讲理地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去当戏子，她要去了，我就不要这个女儿了。
事情僵到这个程度，我心里很着急。虽然姐姐她们打起背包奔赴农村的时候，我曾经只恨自己年纪太小，不能跟她们一块儿去。后来知道了知青生活的甘苦，绝非想象中那样，一群有志青年，在青山绿水间战天斗地、挥斥方遒，早已将当知青视为畏途。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原因，那就是文工团的灰制服和军大衣对我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也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情急之下，我向班主任龙老师求助，龙老师也替我着急，答应到我家来当说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