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串联结束，各种群众组织被解散或取缔，大批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其他身份的人以种种名义被遣送疏散或下放，城市一天天安静下来，进入了一种几乎停滞的状态。公共汽车停驶，最牛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要是你家没有，到哪儿去都靠两条腿来走动；环卫工人不见了，靠另外一些人来维护起码的居住卫生——群众专政的坏分子清扫大街，郊区的农民伯伯淘粪出城；国营菜场大部分时间门可罗雀，柜台上天天摆着永远卖不完的咸萝卜、辣椒酱，营业员坐在柜台后边，不是打毛线就是打瞌睡，偶尔拨来一点儿无须凭票凭本儿购买的冰冻猪板油、猪下水，才像大雨将临突然热闹起来的蚁穴，挤满了大呼小叫的人，等到货一卖完，复又归于沉寂；居民用电时断时续，家家都备着煤油灯，而马路上绝无路灯照明，天黑以后没有要事，谁都不会出门去闲逛；除了自来水还在正常供应，所有的市政系统几乎都停摆了。
父亲从专政班回到了家里，还拖着一条历史问题待结论的尾巴，继续停止党组织生活，每天沉默寡言，母亲也跟着唉声叹气。但这样的状态，已经让他们都松了口气，觉得再怎么着也比前几年兵荒马乱强得多。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们则不然，死水一潭的日子，让我们过得无精打采，有时居然觉得前几年的动荡紧张更有意思。
在我的记忆中，“宣传宝”成了这段沉闷岁月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
“宝”是长沙方言里骂人的词，意思是傻瓜，假如不含恶意，也可以表示某人过分痴迷于什么事或物，已经到了旁人不能理解的程度，“宝”前边的那个词所指的，便是其痴迷的对象。那时长沙城里有著名的四大“宝”，其中被称作“槟榔宝”的，成天在街上捡别人嚼过的槟榔渣，而被称作“宣传宝”的，则是每日里走街串巷搞宣传的一个中年男人。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中等身材、头发枯黄的汉子，在长沙城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只要头天晚上北京有重要新闻发布，比如毛主席最新指示、党中央会议公报、《人民日报》社论等等，他一准会在第二天上午，举着一张毛泽东画像（后来又改成了华国锋画像），出现在中心街市，手握一个铁皮子卷的喇叭，高声宣讲新华社通稿，同时免费赠送相关报纸，听众们可以随意索取，然后逐字逐句对照他的背诵。事实证明“宣传宝”的记忆力非凡，别说千把字的新闻，哪怕上万字的长篇社论，他也能在刚刚发表十来个小时之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
在那段寂寞的时日，“宣传宝”是我们无聊的课外时间里的一位编外教师，有时候我会花上大半天跟着他一站站往下听，直到自己也差不多记住了那些枯燥的内容。当然他的听众远不止我们这些孩子，还有许多有头有脸的成年人。当政治成为国人唯一的关切，其他事情全都等而下之的时候，“宣传宝”自然成了市民们的趣味中心。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宣传宝”以不变应万变地当着他的义务宣传员，政治舞台上谁来当主角，“宣传宝”就替谁宣传政策，从来激情澎湃，也从来不偏不倚。每当听众甚多，“宣传宝”会更加精神抖擞口若悬河，看光景几乎成了长沙城的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