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以集资形式组成，股东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其实拿出少量资金的朋友都是以捐助的心意为出发点。我记得集资的款额并不太多，只是几万元。”
“组成的第一年，肯定是过得十分困难的。《电影》有否遇到经济上或人事上的问题？”我问。
“基本上经济一直都是没有多大改变，主要由于受薪的人员只有一两位，而人事上变动则较为多，第一年，舒琪任总编辑，因为出现了意见问题，再由罗维明继任。日后还有转变，我和胡子是至今仍然留在《电影》里的人。”
“陈伯日间是在邮局工作，这四年来他将工余的时间全给了《电影》，又得不到实际的报酬，他是否会觉得厌倦？”我问。
“长时间地工作后，每个人都会疲倦。就如在‘火鸟电影会’做主席时，也要兼顾许多工作，包括行政上、月刊出版、电影放映等。到八十年完全离开时，都有四年的时间。其间，因为我都是兼职身份，负担更加沉重。但这牵涉接班人问题。有人能够接替时，觉得疲劳的一刻大可放手，让人去做。”
“另一方面，若我没有日间那份安定的入息，相信我亦无法做现时的工作。我不能够靠《电影》吃饭，否则，我一定要紧缩经济，十分刻苦地生活。所以我确需要一份比较高入息的工作来维持我的生活。”
“你结了婚没有？”我好奇地问。
“一个人结了婚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放在这里。”
谈到这里，只是访问中的前半部。后半部主要是《电影》的其他东西及陈伯对电影的见解，但都不是引发我做访问的原因。我所想知道的是从《电影双周》处看一份杂志由孕育到成长的过程，以及办杂志的工作态度。自己也从中得到很多前辈的经验。
搁笔前，我还想着陈伯的一些说话：“我地无话过唔穷，我地一向都对人讲我地穷，我地无钱……”
明天《电影》第一百零一期又出版，希望他们搬了新屋后再昂然步向另一个一百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