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青年人周报》（下文简称《现代》）和《电影双周》（下文简称《电影》）还是分租一个楼宇单位的时候，偶尔工作完毕便去寻找消遣直到深夜，有时略嫌回家路途遥远，总爱跑回《现代》去睡觉。常见到《电影》的一些人正在开始或继续他们的出版工作。虽然经常被他们的声音吵得久久不能入睡，但当早上醒来，却见他们随随便便找着可以睡觉的地方去休息，心里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干劲。陈伯就是我常见的伏在枱上小睡的一个《电影》功臣。
胡子是《电影》的总务，打理杂志里的一切行政事务。《电影》是他的家，十多小时工作后的报酬就是一个免租的、可放一张尼龙床睡觉的工作间。我对他要求借《电影》出版第一百期的大日子接受我这个见面多却少说话的前度同屋主访问时，他却推辞，更将我的目标转向陈伯（阿柏生）处。
“我不是《电影》的发起人。当他们筹备搞之时，我因为找不到工作，才明知辛苦也要顶替这件工作。陈伯才是《电影》最早的开创者。”他说笑地望着总编辑李焯桃说。
“我也是后期才加入的呀！我只做了两年多。”李焯桃也迫不及待地发言。
其实他们都可以代表接受访问，只是陈伯的的确确看着《电影》前生的酝酿，以及这四年来它的真正成长过程，才将这个责任交给了他。
“大概一九七六年时，唐书旋找我接办《大特写》。那时《大特写》出版已经有大半年了，但她不大满意杂志的各方面，于是由我组织另外一个编辑委员会，推行改革。《大特写》的形式和《电影》差不多，大家同样是走介乎艺术和商业性之间。每个人都知道在香港办杂志，没有广告是难以维持的。经过这两年不断改版，大致上《大特写》的内容才比较满意，开始走上轨道。”
“你指的不满意，是受到环境压力没法搞得好，还是你们各人摸不到应走的方向？”我问。
“主要是稿源、排版、校对等等，即可以拿出来给人看的成果。可惜，做了六期之后，唐书旋说她因为经济问题，没法支持下去(一直以来它都在亏蚀)。也许还有她对《大特写》未达要求的缘故，因此连唯一一份的严肃的本地电影杂志都消失了。”
“严肃的意见是可以很深入地去讨论电影，又可以提供一些电影的消息给读者，亦即令较多人能够适应的电影杂志。其实至今我们仍有这个问题，如何在商业和原则上作出妥协。”
“我们一班人，包括胡子、刘玉芬、刘志华、邓志杰等，觉得不能就此而放弃，于是着手筹备《电影双周》。大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第一期的《电影》便诞生了。”
“筹钱会否出现困难？”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