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地唱片
一九九〇年成立“大地制作”，就是为了做大陆歌手的唱片。当时只是一个人的公司，经常香港、北京两地跑，住四星级的饭店，出入不太差的餐厅，这就是北京人眼中的“港商”。
辛苦了两年，所有积蓄都花光，手里拿着三个未有买主的母带（艾敬、何勇、陈劲），只靠在香港为张学友、黎明等主流歌手写歌词维生。一九九二年中，遇上智才集团欲在大陆发展文化娱乐事业，我以低价把公司股份全部卖了给智才集团，并继续受聘管理大地，改名大地唱片。
大地并没有在北京注册，但我们凭着一股冲劲，在一个高级公寓租了三个房间，聘请了九个北京最好的企划、制作人，便开始营业。短短半年时间，捧红了艾敬，创造了大地这家块名牌唱片公司。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在此之前，大陆的唱片只有简陋的制作，没有任何的宣传就直接投入市场，歌迷实际上买的只是卡带封面。我只不过将国外一套正常出版唱片的程序在大陆实施，竟然成为各公司模仿学习的样本。自此，传媒都说大地推行的是明星制，讲究包装歌手。这种说法烦扰了我好几年，很多歌手都希望给我“包装”一下。
直至一九九四年初，我与集团管理层意见不合，宣布辞职。在我离开前，我们制作了一个校园歌手的创作和主唱的专辑，他们都是非职业的音乐爱好者。这个专辑叫作《校园民谣》。这是大陆大学生第一次进入流行音乐的机制，向社会唱出他们真挚感人的学生时代。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校园民谣》竟然不经强大的宣传攻势，自然地席卷市场，全国掀起了一股“校园民谣”的热潮。
再一次，所有出于良好愿望的东西，在大陆取得商业成功后，就会被各式各样的投机分子一窝蜂地抄袭、复制，粗制滥造各种虚假的“校园民谣”仿制品，直至不再被听众信任，被唾骂而灭亡。
（六）字母唱片
离开大地后，与日本友人组成字母唱片公司，我负责大陆的业务。我们签过一个新疆维吾尔族的摇滚歌手Askar与他的灰狼乐队，我以为这种带有中亚色彩的摇滚乐可以进入世界市场。想不到，当时内地并不能接受一副洋人样子的新疆歌手，电视台不给长头发、动作火爆的rock上节目，外国人并不知道新疆在哪里。今天，Askar仍然努力不倦地创作、等待机会。
字母唱片成立早期，曾致力推出单曲（single）卡带，企图在市场上开拓一个新的空间。可是，在一个专辑卡带占据百分之九十九的市场，我们尽管降低了单曲卡带的批发价，但由于零售商的一成不变，结果我们的单曲与别人的专辑都是统一售价——十元人民币。可以预见，单曲的概念最后无疾而终。然而，单曲却成为日后唱片业不可或缺的免费宣传品。
与十年前相比，摇滚音乐仍然是不能上电视表演，甚至播放music video；唱片投资成本上涨了三四倍，销量却下跌了三四成；创作人依然没有得到版税制度的好处；盗版的猖獗养活了不少不法分子；合约制度让双方思考更多长远的问题，也出现了不少对簿公堂的纠纷；圈里人每人都有一个手提电话，甚至过着上网的生活；买房子、买轿车是高收入的音乐人必然具备的两大件；雄心勃勃的独立唱片制作公司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国营出版社面对市场经济的潮流，能够保持实力的只剩寥寥数家，其他的一两百家只能靠中国数十年不变的审查配额制度的保护而以卖书号过日子；中国歌手乐队能冲击大陆的仍然罕有，相反港台音乐凭着雄厚财力与媒体渗透力再次风靡大陆。
音乐人谈论最多的不是音乐，是中国人独有的VCD——百分之九十九是盗版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