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崔健
我第一次听到崔健的《一无所有》是一九八六年的冬天。我当时在佛山一家中港合资的制作中心做音乐统筹，刚巧崔健的歌曲母带在我们公司的加工厂生产录音带。我当时感觉很震惊，大陆竟然有这样的音乐。
不久，我在市场上买到一盒崔健真正的第一张专辑《新潮》。风格非常简朴的民谣，与他后来的摇滚风格截然不同。（崔健从来没有对媒对谈论过这盒专辑。）
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BMG 负责中国市场的工作，我首先想到应该让《新潮》在国外发行。无论是商业上还是音乐上，我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事。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法治建设刚起步，我们认为与崔健个人签约获授权不是很保险的事，我们决定向该盒专辑的国营出版社洽谈。过了几个月，《新潮》就在香港和台湾由BMG和滚石分别发行了。
我和崔健是在之后不久才认识的。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这个专辑再版面世。但是我与他相交至今，他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二）常宽
我在一九八九年认识常宽。他在十七岁那年（一九八六年）已代表中国参加东京的Yamaha音乐大赛，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创作歌手。一九八九年，他已从pop转向rock发展，作曲、作词、编曲、弹主音吉他等都难不倒他。我更发现他与当时其他摇滚乐手最大的不同是很积极向上，不烟不酒，赚到的钱全花在家里的小型录音室上。这与很多乐手一无所有的情况截然不同。
一九九〇年，我协助他聘请香港的录音师到广州灌录他的第一张摇滚专辑《重新计划现在》，并成功地让香港EMI发行这张唱片。当他第一次在香港亮，相参加崇尚原创音乐的创作人音乐会，他的才华，他的guitar solo、他的爆炸力让台下的香港观众眼前一亮。
十年后，我们再度重逢，我协助他到伦敦灌录他的第四张专辑。这次，他用了英国的乐手，并且感到非常满意，比他之前用香港及洛杉矶的制作更接近他心目中追求的音乐状态。
（三）艾敬
一九八八年认识她时，她像许多歌手一样，年纪轻轻，但每月靠演出、录音就可以赚几千元的收入，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每月还在拿两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我给她听许多台湾香港最新的唱片，也有西方的新派摇滚音乐。她慢慢就从听港台pop变成一个只听西方rock的人。
一九九〇年，我投资录她的第一张专辑，并鼓励她尝试自己创作。终于，她写了专辑里的唯一一首歌《我的1997》。可惜我先后想把唱片授权给香港各大唱片公司发行，都没有人最后落实。曾经签给Virgin ，但最后还是我买回版权，直到一九九二年年底台湾开放给大陆艺人，台湾魔岩才同意发行。同时期，艾敬凭着《我的1997》这首与众不同的民谣，揭开MTV（大陆对Music Video的叫法）的热潮，加上我们唱片公司“大地”精心策划的宣传攻势，“城市民谣”、“艾敬”、“我的1997”三个名词在一夜之间响遍大陆，继而进入日本市场。
艾敬是中国制造的。但她的音乐一直都是国际音乐人共同合作，这在中国歌手里是罕有的例子。
（四）何勇
我很喜欢这个北京punker。即使很多人欣赏他的才华，但从没有公司敢跟他合作，因为他是北京出了名的“小混蛋”。
我一九九一年投资灌录他第一张专辑，与他就合约与条件上的谈判战斗了很长时间才达成协议。在录音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因为他的固执与不合作，我中止了投资。大家僵持了很长的日子，直至我把我的制作公司的股份金全部卖给了有意在大陆发展的香港智才集团。由于我要履行合同完成专辑，迫不得已我与何勇再度谈判，并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然而，在我派出的两名制作人都认为完成的情况下，何勇仍坚持要重唱，结果不欢而散。最后，我平心静气和他单独对谈，双方协议把专辑版权卖给第三者。后来由台湾魔岩唱片在一九九四年在东南亚发行了。
偶尔，我在北京的酒吧还会遇到何勇，他还会说：“阿辉，我们合作吧！”我只会报以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