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的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又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等文章发到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机关等单位。至此，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那个年代，与毛主席观点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也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三是，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看法，作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有个试验生产项目，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的反应，准备停止。在一次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碍于周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当时我在会场，当初请示试验生产的那份报告也是我送给周总理批阅的。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在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见。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