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晚年周总理治病的亲身经历（4）

我受周总理的教育是很多很多的，有的可以说是周总理给我的一些特殊的教育。比如说，1956年1月14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时间很长。报告说到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是通过三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社会实践，一条途径是业务实践，一条途径是理论学习。我是1948年12月从美国回来的，回来以后，很快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引起我思想很大变化。我对周总理说：“您说的是社会实践，我有体会，您说的理论学习我也有体会，可是我在业务学习里头却没有……”他马上头一抬，说：“噢，那你说说你的业务实践是怎么回事？”我就稍微讲了讲我的医疗工作，说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当时国内对我的工作最重要的评价，就是对肾结核病有研究。肾结核病是国内当时一种常见病。我说我怎么怎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周总理听我说完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研究肾结核啊？我说，因为那是个常见病呐，病人最多啊。他说，你们过去作研究是这么作吗？我说，过去总是文献上作什么研究我们就跟着作，跟着洋人屁股后头，所以常常从文献到文献，文献里头做什么，我也做点或者补充一点，或者重复一点，根本与自己没关系，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解决具体问题。他说，那你不是跟你原来作研究不同？他说，所以你是从实际出发的，你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的，那你不是得到了吗？那你思想上不是有了变化了吗？这句话实际上就使我开了窍，他说你已经得到了，可你没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