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晚年周总理治病的亲身经历(4)

我受周总理的教育是很多很多的,有的可以说是周总理给我的一些特殊的教育。比如说,1956年1月14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时间很长。报告说到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是通过三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社会实践,一条途径是业务实践,一条途径是理论学习。我是1948年12月从美国回来的,回来以后,很快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引起我思想很大变化。我对周总理说:“您说的是社会实践,我有体会,您说的理论学习我也有体会,可是我在业务学习里头却没有……”他马上头一抬,说:“噢,那你说说你的业务实践是怎么回事?”我就稍微讲了讲我的医疗工作,说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当时国内对我的工作最重要的评价,就是对肾结核病有研究。肾结核病是国内当时一种常见病。我说我怎么怎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周总理听我说完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研究肾结核啊?我说,因为那是个常见病呐,病人最多啊。他说,你们过去作研究是这么作吗?我说,过去总是文献上作什么研究我们就跟着作,跟着洋人屁股后头,所以常常从文献到文献,文献里头做什么,我也做点或者补充一点,或者重复一点,根本与自己没关系,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解决具体问题。他说,那你不是跟你原来作研究不同?他说,所以你是从实际出发的,你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的,那你不是得到了吗?那你思想上不是有了变化了吗?这句话实际上就使我开了窍,他说你已经得到了,可你没有体会。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