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调查研究很深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比如说，周总理召开一些工作会议，我们偶尔也在旁边。有这么一种情况：他到了，他就先看，问参加会议的谁谁谁怎么没到？有的人呢是有事来晚了，有的是秘书就没考虑到要找他来。他说，不行，请他马上来，一定要来。他真是细致啊！这时，他就不急着开会，他很忙，他在那儿先办别的事情，批文，批这个，批那个，大家等着，可以等上半个钟头，等这个人来了才开会。在对一个问题要作决定以前，他一定在关键性问题上问一些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或者是科学技术上的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哎，你说说什么意见？那人一说他的意见，我们就明白了，他的确是个关键人物。他调查研究不是说我调查研究，而是你们找来个人我调查。他知道谁是最懂得，要是这个人没来，他一定要等他来。他在病中还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听说云南个旧这个地方患肺癌的比较多，马上就把我们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同志找来，说：“你们知道什么情况，赶紧去调查研究。”他是一刻都不停留，马上就过问。他有时进手术室之前，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先把那个事情问清楚，说清楚。那时候国家做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画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这个图也是世界上创造性的工作，国际上很重视。因为咱们国家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病，比如说，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较多，在南方，在广州、广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较多，分图上都表现出来了。这项工作是通过调查800余万人得出的结果。而参与这个工作的医务人员，间接的和直接的近200万人，规模很大，时间很长。周总理很赞许这个事情，立刻要他们做一个沙盘，并把这个沙盘摆到他的病房里。沙盘上什么地区有什么病，一目了然。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周总理患病以后呢，我们有的领导就安排，在301医院对这个病赶紧做一些研究。当时我们医疗组的同志就定期去看。周总理很清楚，马上说：“你不要去。”不让我去，让其他外地两个同志去，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商议。因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别人会问，怎么我来看膀胱肿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细，我们都想不到的。他就是从总的方面，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
过了几个月，医院里说发现一个好办法，用樨树碱，是一个抗癌药，中国有抗癌药，一种从樨树木来的，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有很多副作用，包括白血球降低了，包括尿血。周总理也知道这个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让我们去治疗过一个病人，是食道癌，用了这种药，副作用很大，所以他不愿意用。我们也知道不是不能用，因为不见得有好处，但是也可以考虑用。周总理说不愿用，我们也同意了。后来，叶帅就对我有意见，说我不相信中药。其实它也不是中药。中医当然我也不懂，但是我也接触很多。后来有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当着我面，跟叶帅说：不是吴阶平不同意，吴阶平是同意的。是我不同意，是我自己不同意。这是来解脱我，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让我有思想包袱，他对人的关心是没法儿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