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晚年周总理治病的亲身经历(3)

他的调查研究很深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比如说,周总理召开一些工作会议,我们偶尔也在旁边。有这么一种情况:他到了,他就先看,问参加会议的谁谁谁怎么没到?有的人呢是有事来晚了,有的是秘书就没考虑到要找他来。他说,不行,请他马上来,一定要来。他真是细致啊!这时,他就不急着开会,他很忙,他在那儿先办别的事情,批文,批这个,批那个,大家等着,可以等上半个钟头,等这个人来了才开会。在对一个问题要作决定以前,他一定在关键性问题上问一些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或者是科学技术上的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哎,你说说什么意见?那人一说他的意见,我们就明白了,他的确是个关键人物。他调查研究不是说我调查研究,而是你们找来个人我调查。他知道谁是最懂得,要是这个人没来,他一定要等他来。他在病中还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听说云南个旧这个地方患肺癌的比较多,马上就把我们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同志找来,说:“你们知道什么情况,赶紧去调查研究。”他是一刻都不停留,马上就过问。他有时进手术室之前,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先把那个事情问清楚,说清楚。那时候国家做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画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这个图也是世界上创造性的工作,国际上很重视。因为咱们国家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病,比如说,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较多,在南方,在广州、广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较多,分图上都表现出来了。这项工作是通过调查800余万人得出的结果。而参与这个工作的医务人员,间接的和直接的近200万人,规模很大,时间很长。周总理很赞许这个事情,立刻要他们做一个沙盘,并把这个沙盘摆到他的病房里。沙盘上什么地区有什么病,一目了然。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周总理患病以后呢,我们有的领导就安排,在301医院对这个病赶紧做一些研究。当时我们医疗组的同志就定期去看。周总理很清楚,马上说:“你不要去。”不让我去,让其他外地两个同志去,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商议。因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别人会问,怎么我来看膀胱肿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细,我们都想不到的。他就是从总的方面,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

过了几个月,医院里说发现一个好办法,用樨树碱,是一个抗癌药,中国有抗癌药,一种从樨树木来的,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有很多副作用,包括白血球降低了,包括尿血。周总理也知道这个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让我们去治疗过一个病人,是食道癌,用了这种药,副作用很大,所以他不愿意用。我们也知道不是不能用,因为不见得有好处,但是也可以考虑用。周总理说不愿用,我们也同意了。后来,叶帅就对我有意见,说我不相信中药。其实它也不是中药。中医当然我也不懂,但是我也接触很多。后来有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当着我面,跟叶帅说:不是吴阶平不同意,吴阶平是同意的。是我不同意,是我自己不同意。这是来解脱我,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让我有思想包袱,他对人的关心是没法儿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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