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飘扬的舰队/前所未有的一个新衙门/胡林翼见洋船而呕血/从强兵到富国/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一个新天地/第一次海军梦的破灭/从未止息的庙堂之争/西学与中学结合的独特模式/时代呼唤着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清王朝还能撑多久？
光绪十五年，洋务运动已进行了三十年。
洋务运动，或称自强新政，是在帝国主义武力入侵形势下清王朝被迫采取的措施。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将谋求从西方引进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并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十年了，大清帝国自强了吗？
光绪十五年春节刚过，即将归政的慈禧，颁布了一系列的懿旨，奖赏垂帘听政以来有功的亲贵王公大臣。第一位便是醇亲王奕譞，赏给了金桃皮鞘戎服刀一柄、御书的“懋德嘉绩”匾额一方。在懿旨中还特别嘉奖了他“近年创办海军，运筹精密，规划周详，力破群疑，折衷一是”的功绩。
在此之前，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北洋海军章程》经慈禧批准颁布实施，标志着洋务运动中创建的北洋海军这支舰队正式成军。两个多月后，十一月十五日邸报上刊出上谕，任命了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以丁汝昌为提督，林泰曾、刘步蟾为左右翼总兵。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大婚前五天，北洋海军章程中额定的五名副将、三名参将、七名游击、二十一名都司、四十一名守备的人选上奏，经太后、皇帝批准。喜讯传来，以中军中营副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首的八十二名海军军官排列整齐，向京师方向下跪，叩谢皇恩，遥祝龙凤呈祥。
据《章程》记载，当时北洋海军在编军舰共25艘，即“定远”、“镇远”号铁甲舰2艘，“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号巡洋舰7 艘，“镇东”号等炮艇6艘，鱼雷艇6艘，练习舰3艘，运输船1艘。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用新式军舰大炮和西方训练方法建设起来的舰队，是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追求船坚炮利的具体成果，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壮举。此时，北中国的渤海湾上，龙旗飘扬，艨艟云集，舳舻相接，声威显赫，远播国外。苦心孤诣、一手创建了北洋海军的李鸿章颇为陶醉地断言：“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时间上溯到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称“译署”或“总署”。
这个衙门规格很高，“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由恭亲王奕领衔为首席总理大臣，成员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顾名思义，它是主管与外国打交道的，但又不限于对外交涉，总揽了凡是涉及外国的财政、军事、教育、制造、矿产、交通、海防、边务等各方面的大权。后来有人说：“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故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实际上成了超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上的另一个政府中枢，是中央负责领导洋务运动的行政中心。
这个衙门又被朝野视为不祥之物，朝廷也宣称它是临时机构。它的出现，既意味着“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遭到严重打击，不得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国，以适应新的形势；同时也包藏着在武力胁迫下屈从的耻辱。
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标志着洋务运动成为了大清帝国的国策，帝国将谋求从西方引进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并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洋务运动，或称“自强新政”，是在清王朝衰败和帝国主义武力入侵形势下被迫采取的措施。
“通州烽火逼，仓皇幸热河。密云唯豆麦，宫禁满兵戈。”1840年鸦片战争20年后，英、法帝国主义又一次用大炮轰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咸丰仓皇逃亡，入侵者的旗帜在堂堂大清帝国京师的城楼上飘扬，一把火将圆明园烧成了断壁残垣。创巨痛深，大清帝国岌岌可危，迫使一部分较为清醒的满族王公和汉族士大夫寻找新的对策和出路。正如《共产党宣言》在论述资产阶级时说过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清廷被迫签订《北京条约》两个月后，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留在北京负责议和的恭亲王奕，会同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上了一通《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第一条就是要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提出对待西方列强要“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但在步骤上强调“就今日之势，应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两周后，奕等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进一步补充道：
窃臣等酌议大局六条，其要在于审敌边防，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
自强一词，源于古老的《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奕提出自强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消灭太平军、捻军，振兴清王朝，这是他的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决定的；另一方面，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则是要振兴中国，抵御外国侵略者。他们意识到与外国侵略者的妥协换来的和好只是暂时的，还必须要有更积极更长远的政策，“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此时在奕等人的心目中，外国侵略者已经是比太平军、捻军更难对付的敌人。1864年攻下南京，1868年消灭捻军后，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实质上占据了更为突出的地位。
就在奕提出上述自强的主张半年之后，畏惧洋人、躲在承德行宫不愿回北京的咸丰皇帝“驾崩”；又过了三个月，“辛酉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的新格局，奕实际上处于主持中央大计的地位，历史赋予了洋务运动自上而下推行、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机遇。
这一年，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展开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安庆争夺战。正当奕与慈禧在热河避暑山庄密谋发动宫廷政变之时，曾国藩攻下了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在楚军围困安庆的时候，与曾国藩并肩作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到前线去视察。骑马登上龙山观察战局形势，很高兴地说：“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随后又放马快跑到江边，忽然看到两只洋船开足了马力逆流而上，快得像飞奔的骏马，一阵风似的。胡林翼见了，立即变了脸色，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勒转马头回营，走到半路就大口呕血，险些从马上摔下来。胡林翼本来就有病，这时病势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月就死于军中。薛福成感叹道：“盖粤贼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得矣！”
胡林翼死于1861年9月，正是在英法联军入侵的背景下。他所看到的外轮，其时正是汉口、九江被迫开埠，外轮开始进入长江。薛福成的记述着力突出胡之死于忧患，其实这种忧患也是包括薛福成在内的、务实而清醒的士大夫的共同忧患，也就是对于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他们具体地感受到了西方军事力量的先进和强大，沉重地感受到了外国侵略者武力胁迫的紧迫和严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都有类似的心路历程。胡林翼死后不久，同年十月初二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惊悸。”而李鸿章则多次以“数千年来未有”概括了列强武力威胁下形势的严峻：
今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巧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议海防折》)
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孔孟之后，忧患意识经过历代文人的扩展，已经衍生出“忧道”、“忧民”、“忧天下”等多层面的内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传统文化长期培育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在现实危机的刺激下，成为了一部分开明士大夫走向自强的内在思想动力之一。李鸿章说：
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奋自强之议。……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设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掌握地方实权的督抚们，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周旋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个传统文化之外的新的世界，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在被西方文明吸引和民族忧患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在被迫与列强妥协的同时，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自强，阻止列强的进逼。在他们的周围，集中了一批勇于走出传统、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洋务知识分子和早期改良派。他们与恪守传统的封建顽固派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从中国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这些地方上的洋务集团与中央辅政的亲王相呼应，成为了推进洋务运动、组织实施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洋务运动的发生，是中国对西方侵略者武力入侵被迫作出的反应，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奕、文祥也好，曾、左、李也好，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既不是来自国外游历的实地考察，也不是主要来自书本或传媒，而是来自于战场上的武力较量，来自于一次次血淋淋的惨痛的失败。他们对西方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兵舰的迅速、火炮的威猛。1862年4月，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便写信向曾国藩报告他亲眼看到洋兵与太平军作战的情景：“洋兵数千，枪炮并发，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1863年5月4日他在致曾国藩信中进一步强调了向西方引进坚船利炮的必要性：
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并以日本、俄国为例，希望曾国藩率先提倡。
洋务派的自强活动就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仿造船炮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造炮局，随后又设苏州炮局，规模都较小。同治四年曾、李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成为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同年李在南京设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设天津机器局。这四大军工企业中，福州和上海主要造船舰，天津主要制火药，南京则专制枪炮。此外，各省还先后办过20个机器局，也都是兵工厂。这些企业，经费由财政提供，产品由政府调拨分配，既无利润积累，也无市场联系。但是它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随着洋务企业的出现，诞生了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新的社会群体。
进入七十年代，洋务派的军工企业达到高潮。1872年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针对财政经费问题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之道在于“求富”。主张不仅要造兵船，还要造商船、创办民用运输企业，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来赢利。
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
李鸿章提出“求富”的主张，标志着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入到“求富”阶段，开始转向创办民用企业，先后创办的主要企业有：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主要经营长江、海洋运输并承担漕运。1877年该局收购了美属旗昌公司，船只增加到33艘，吨位突破400万吨，占当时在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36.7%。1877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到1881年已日产煤五六百吨，供各机器局及中外轮船之用。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局，到甲午战争前，在东北、辽东半岛、长江中下游以及陕、甘的主要城市和边防要塞，大都架通了电报线。1881年建成了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1886年延伸到芦台，1887年成立天津铁路公司，1888年将铁路继续延伸到大沽和天津。这一时期，重要的企业还有兰州机器织呢局(1880年)、漠河金矿(1887年)等。
洋务运动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是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文教体制，创办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化教育设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知识。
1862年，开设京师同文馆。这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先后开设了英、法、俄、德、日等语种，又增设了天文、算学等科目。它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第二年奏准在上海、广州设立同样性质的广方言馆。
翻译西方书籍。同文馆在三十年中，翻译了外交、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书籍约200部。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着重翻译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方面的书籍。
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容闳建议和组织，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赴美学习；1887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30余人至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这些留学生中出了不少人才，留美学生中有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清末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民国初年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留英学生中有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学海军的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人后来成了创建北洋海军的主要骨干。
创办培养军事和技术人才的专门学堂。如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工学堂(1893年)等。这些学堂以全新的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儒学的限制，冲击了科举制度。后来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有些旧式书院也开设了西学课程。
这些举措的最初动机，大都是围绕着“强兵”这一中心主题的；但是它为国人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一个新天地，在社会变革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洋务派的预计。它不仅向中国人传播了声光化电和世界地理、国际知识，引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冲击了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并开始改变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更带来了民权、议会、国际公法等新观念，孕育了改良变法的新思潮，哺育了一批要求深入变革封建体制的前驱者。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就提出筹建近代舰队的构想，却被道光皇帝在他的奏折上斥之为“一片胡言”。
耽误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后，60年代初，清政府急于剿灭太平军，急病乱投医，听信了英国人赫德的建议，打算购置舰船，筹建一支舰队，让在英国休假的李泰国经办。李泰国，英国人，1842年随其父来华，曾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参加过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通商章程》的修订；后任中国海关的首任总税务司；一贯自居为“中国通”，态度粗暴傲慢。李泰国与英国外交大臣几经策划，组建了所谓中英联合舰队，由六艘炮艇、一艘供应船、一艘快艇组成，聘请曾经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指挥。1863年1月16日，李泰国擅自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了13条合同。这个合同无限地扩大了阿思本和李泰国的权力：
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阿思本只接受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转引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总理衙门看到这个合同，才知道上了大当，明白了这个合同的实质是“一切均归阿思本、李泰国调度，而每年所用经费则以数百万计，并请将各关税务全归李泰国管理，任其支取使用，其意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往外国”。总署表示拒绝接受合同，坚持中国要有指挥权。李泰国理屈词穷，不得不与总理衙门另行议定《轮船章程》五条，规定中国选派武职大员做“汉总统”，而由阿思本做“帮同总统”，归地方督抚调遣。曾国藩、李鸿章则分别明白告诉总署：“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然也”；“节制之说，亦恐徒托虚名”。1863年9月18日，阿思本率领船队到达天津。果然不出曾、李所料，阿思本与李泰国找到总理衙门，执意要推翻《轮船章程》，蛮横地宣布清政府如不在48小时内接受他们的合同就将舰队解散。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也公开支持阿思本。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争辩，最后这支舰队退回变卖，清政府承担价差和遣散费，白白损失了67万两银子。初次创建海军的梦幻，就这样可笑而又可叹地破灭了。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转向“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在创办它之前，中国的航运业是外国轮船的一统天下，“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轮船招商局营运后，特别是兼并了美商旗昌洋行的船只后，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在长江和沿海航线上采取压价恶性竞争的手段，企图挤垮招商局，垄断市场。自1877年至1893年的十多年间，太古、怡和三次掀起降价狂潮，以三四成乃至一成、五厘的价格争夺客户。招商局“股价日跌”，赢利锐减，只得依靠政府支持，专运江浙进京的漕米和采运局的局米，以此保证基本的收入。太古、怡和没有压垮招商局，反而遭受惨重的损失，不得不在1879年、1883年、1893年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达成妥协。轮船招商局曾先后开辟至日本、吕宋、新加坡的航线，1879年、1880年曾试航美国檀香山、旧金山等我国华侨集中的地方，却都遭到当地政府和洋商的无情排挤、打击。在美国，船只遭到海关的无理扣留，又“重征船钞”，大遭亏损。自此之后，招商局的海外航线便宣告夭折。
左宗棠耗资百万于1880年9月建成兰州织呢局，开工不久，就有外国记者宣告了它必然破产的命运。1881年1月3日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华洋通闻》写道：
尽管一切都准备妥当，不论在质量上或价格上，兰州机器织呢仍然是不能和外国毛织品竞争的，因为把织品从兰州运到沿海，比从欧洲或美国输入的还要贵得多。
由于经济、技术基础落后，交通运输落后，由于税收不能自主而失去保护的屏障，弱小的、新生的民族工业难以抵挡外国商品的倾销，注定了它们的生存是艰难的。
洋务运动所要引进的新事物，无论是轮船、大炮、电线、铁路，还是声、光、化、电之学，都是“祖宗成法”中所没有的，而且又是来自于“夷人”，这就犯了大忌，为封建传统的卫道者所不容，遭到强烈的反对。每一种工业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都极为艰难，一再重复着倡议、遭到反对、不幸夭折、等待时机再酝酿的曲折过程。从洋务运动发生之日起，至1889年津通铁路之争，30年来洋务运动不断遭到攻击，大清帝国的庙堂之上，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止息，其中比较大的争论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同文馆之争。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奕在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地方大员反复函商后，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并通过考试选录“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员入学。奕在奏折中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皮毛，仍无补实用。”“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从要学造船造炮到要学习基础科学，这是洋务派在认识上的一个进步；而要招收“科甲正途出身”者，则是要让学声光化电的也和学“子曰”、“诗云”的同样做官，通过提高从事洋务者的社会地位来吸引人才，正如此前李鸿章曾建议的：“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奕的奏折被批准后，顽固派反应之强烈，达到了后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山东道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先后上疏反对，其中倭仁连上三疏，争论前后延续了半年之久。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礼义为立国之本，学习算学、天文是舍本逐末。张盛藻认定：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刑政、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唯气节一端耳。(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倭仁则进一步高度概括为：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洋务运动》(二)，第30页)
一再申述，天文算学只是末艺，学不学无关紧要。另一条则是猛烈地攻击洋务派是“师事夷人”，是可耻的“以夷变夏”。他们仍然死抱着清朝是“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视西方为卑贱的异类，严守夷夏之大防。倭仁义愤填膺地指斥此举是要孔孟之徒师事夷人，“上亏国体，下失民心”。杨廷熙则竭力强调：
……延聘西人在馆教习，此尤大伤风教。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无论偏长薄艺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洋务运动》(二)，第47页)
在历次争辩中，华夷之辨、本末之辨都是顽固派的基本武器。他们是自觉地站在守护传统观念纯洁性的高度来反对工业文明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论调在封建士大夫中还有很大的市场。这场争论的结果，表面看起来顽固派是失败了，朝廷并未接受他们的意见撤销同文馆，实际上招收科甲人员却遭到了有力的抵制。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奕遗憾地向慈禧报告：“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
第二次是造船械和海防之争。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同治十年底和十一年二月一再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财政困难，连年造船“糜费太重”；还说造船是用于制夷的，现在“早经议和”，造船反而会引起外国“猜嫌”，要求朝廷命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停止造船。对此，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或上奏坚决反对，一致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李鸿章指出这种意见是“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直到六月，总署上奏，认为船厂事宜，未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应如李、左、沈所议，慈禧才表态同意。
这次只是海防之争的先声。同治十三年，日本武力侵入台湾，清廷赔款求和，随即发动大臣探求强国御敌的对策。奕等在“筹海防”的奏折中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交有关总督、将军、巡抚们讨论。除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有海防与塞防之争外，督抚们原则上同意加强海防、加强军事建设。其中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还提出了要开源兴利求富和设“洋学局”求才。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建议在国内开拓生计、增加财源，如设厂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局等；在用人上，要改变文官仍然考章句、武官仍然考弓马的现状，“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并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培养精通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人才，授予官职，“与正途出身无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督抚反对洋务派的造船械、用机器、开煤矿等措施。湖南巡抚王文韶便说：“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至其大本，则尤在我皇上之一心。……大本既立，天心应之，亦复何难弗济，何为弗成。”强调君臣纪纲才是大本，从根本上反对洋务派学习西方以自强。
光绪元年正月，决定将督抚们关于海防的意见全部交给在京的王大臣“悉心妥议”，进入了海防之议的第二阶段，参加讨论的范围扩大，要不要学习西方、靠什么自强的分歧进一步突出而争论激烈。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同时上奏，把矛头指向李鸿章等人在经济、文化上学习西方的主张。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洋器、洋船不必买，也不必仿造。王家璧说当年湘军打安庆、克南京也没有大炮、兵舰，
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舢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应援，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洋务运动》(一)，第134页)
他们老调重弹，强调“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而“师事洋人”是最可耻的事，于凌辰说：“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学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王家璧也说“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诬蔑讲求西学者“或恐不利社稷”，成为“乱臣贼子”。他们质问洋务派：
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否？(《洋务运动》(一)，第129页)
自庚申变后，讲求洋器已有年矣！日本，东洋一小国耳，一旦有事，委屈求和，其效安在？(《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这一问，确实击中了洋务派的要害。
过去常说洋务派和顽固派是一丘之貉，实际上在这场官僚集团内部的争论中，顽固派对洋务派极为敌视、凶狠，他们一上来便杀气腾腾地上纲上线，大扣政治帽子，于凌辰说：“……此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用夷变夏”，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换个说法就是“不把国家卖给洋人就不甘心”。他要求朝廷“谄事夷人者，立予罢斥，俾小民知朝廷命意所在”。王家璧则说“丁日昌、李鸿章……臣诚不解其生长中国，受恩深重，何为必欲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也”，同样是指丁、李为汉奸。王家璧还对丁日昌大肆进行人身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用，……故与洋人相习。”“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闻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称，如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心！……几何其不为虎之伥也！”可说是刀刀见血，必欲置之于死地。
在发动海防之议的时候，奕就说过：自英法联军入侵以来，
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情，以致敌警猝乘，仓皇无备。(《洋务运动》(一)，第26页)
这里显然有自我开脱的成分，但大抵也还是实情。关键是这次海防之议依然是“歧于意见，致多阻格”，其后又有第三次、更为艰难曲折的铁路之争；直到甲午之战，仍然是“仓皇无备”。
自强三十年，是洋务派对西学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洋务派按照“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逐步进行实践的过程。90年代前后，在洋务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对洋务活动的批评和对于“中体西用”的反省，暴露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出现了要求突破的呼声。
1861年，当奕在北京城里筹划着在政治上如何以新的思路应对洋人的时候，身居华洋杂处的上海，冯桂芬则在思索着文化上西学与中学如何结合。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此后，洋务巨头李鸿章、盛宣怀，身为外交使臣又是学者的郭嵩焘、薛福成，以及思想界的王韬、郑观应、沈康寿等，都曾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基本相似的观念，这种共识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张之洞以《劝学篇》对之进行系统的论述，使这种共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既有言论先导，又有洋务派的实践，更有对成败得失的反思和批评，“中体西用”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及其思想家为中西文化兼收并存设计的一种独特的模式。它以肯定中学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条件，确认引入西学的必要性，确认其富国强兵的价值。它在理论上突出了中学与西学有地位的区别，严格体用、主辅、本末、道器之分，而事实的重点却在于“用”，着重在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以改变现状、实现富强。陈旭麓先生说：
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它的主观目的，无疑是维护封建统治、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理，但是它的历史作用却是为中国引入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推进了早期的现代化。
作为“体”的中学，在他们的论述中，或说“伦常名教”,或说“四书五经”，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甚至扩大到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则为“伦常名教”。而作为“用”的西学，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西人“长技”还只是“坚船利炮”。从初创江南制造局的六十年代中叶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七十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因为制器的需要，格致之学“藉制器以显”。七十至八十年代，洋务企业由求强至求富、由军工而转民用，对西学的要求也随之而扩展，视声、光、化、电为西学的精华。经过八十年代的思索酝酿，到了九十年代，便由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推进到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议院在中国作为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至于更深入一层地介绍西方哲理，总体上则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事。
学习西方深入到政治体制问题，实质上就动摇了“中体西用”的原则界限，既突破了只学习西方技艺的浅层次，更冲击到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公开发表这样言论的既有洋务大员，也有一直从事洋务活动的知识分子。李鸿章的幕僚、管理过招商局、《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1877年《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就提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正面肯定议院的同时，指出西学自有其本末，是否应当舍本逐末也就不言而喻了。说得更明白的是淮军大将、两广总督张树声，他在1884年病危时的遗折中说：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转引自王文化主编：《释中国》(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
这番话，指出了教育、政治体制才是西学的体，尖锐地批评了洋务运动“遗其体而求其用”，明确地表示了寄希望于体制的变革。张树声在淮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署理过直隶总督，久在处理外事前沿的广东，这些观点当是在心中长期酝酿的结果，直到临死才郑重地说出来，自是希望清廷重视并采纳。无独有偶，在此数月之前，同是身在广东的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于闰五月十九日也写过与此内容一致、许多语言相同的一段话，后来又将张树声的这段话引进他的《盛世危言初刊自序》里，可见郑、张二人的观点是高度相通的。终身从事洋务事业、曾经先后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编译馆、湖北铁政局、武昌自强学堂的钟天纬，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洋务派“不从大本大原处着手”，“终无救于存亡大计”，提出要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奉法而行”的政治制度：
统观欧洲各国，无不政教修明，民生熙皡，国势日臻富强,而究其本源，不外乎通民情、参民政而已。盖泰西通例，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权威自恣。而国之律法，则集亿兆公议而定；君之威权亦本亿兆公助而成，是以君权虽有所限制，反能常保其尊荣。民情得以自伸，不致受困于虐政……此则国势强弱、民生休戚之大关键也。
……乃中国事事与之相反，由于堂帘太隔，太阿独操……望君门如万里，则壅蔽日深；操政柄于一人，则民心日涣……如此则国势安得不削弱，君民安能关痛痒乎？(钟天纬：《综论时务》，《刖足集·内篇》，转引自丁伟志等：《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166—167页)
难能可贵地把问题集中到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变革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政体上。
这些提出要在政治体制上突破、推崇议院的思想家，如郭嵩焘、马建忠、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后来被称之为早期维新派或早期改良派，视为维新运动的先导。甲午战败后，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维新思潮便代替了洋务思潮。
洋务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慈禧召见盛宣怀,问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如“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练兵总要筹饷,如何是好”?当盛说到“臣迭次奉旨经手所办铁路、矿务、轮船、电线、铁厂、银行以及学堂，多想要详细奏明”时，慈禧突然发问：“何谓学堂？”这一问，肯定是让盛宣怀意想不到，也打乱了他的思路，回答的言辞就有点慌乱：“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盛宣怀于1895年、1897年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这一年中国人自办的学堂已有175所，遍布于全国。而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人、主持了洋务近四十年的慈禧，竟然还不知道“学堂”是什么东西！此事见于盛宣怀当天的《奏对自记》，当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盛宣怀绝没有胆量也没有必要无中生有地把谣言造到慈禧头上去。
虽然洋务派所办的大事都要慈禧点头，但军机处拟的那些“上谕”并不能真正代表慈禧本人的观点，更不能代表慈禧对洋务的认识水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三期《光绪帝朱批述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从光绪六年起，小皇帝开始学习在臣下的奏折上写批示，三年内留下了几十件朱批。因为这是练习性质，有少数几件是慈禧在后面又亲笔作了朱批，但一般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语气分寸不同。唯有一件两人的观点不同，而这一件朱批便让慈禧露出了本相。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招商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折，小皇帝通篇用朱笔断句，批示道:“机器织布事属创举，织成则天下受其利，不成则商民受其累，且贻笑于外国矣！尔其选妥员，觅巧匠，竭力经营之，至优给年限、宽免厘税，乃办成后之事，此时毋庸议及也。”此时光绪只有十一二岁，虽然是孩子学着说“官话”，态度却很鲜明，是支持中还寄以期盼。慈禧在其后又加批示，自然是重视此事，却不是支持，而是怀疑和反对:
蚕桑为天下本务，机器织布害女工者也，洋布既不能禁，奈何从而效之乎?此事当审慎。
此处慈禧的口吻，和那些顽固派攻击铁路、机器“夺小民生计”的论调完全一样，流露出传统小农对机械化大生产的恐惧。这种思潮，正是引进新的生产力的巨大阻力。在此以前，《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已刊载于光绪六年九月初十至十二日的《申报》，其中有一段话似乎是预先说给慈禧听的：
或谓纺织本系女红，恐夺小民之利。不知洋布进口以后，其利早已暗夺。本局专织洋布，是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厂局既开，需用男女工作有增无减，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事理灼然，无足疑者。
关于慈禧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或认为她是顽固派的首脑，或认为她在洋务、顽固两派之间搞平衡，也有的论文说慈禧“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决策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首领”。时至光绪八年，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创办民用工业也叫喊了好几年，慈禧仍然死抱着这样陈旧保守的观念，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也落在洋务实践的后面。其实,上海织布局从1878年开始筹办，至此集商股、购机器、开工建厂等前期工作已初步就绪，生米基本做成了熟饭；李鸿章此时上奏不过是要朝廷确认十年专利和税收优惠而已。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修建唐胥铁路、续建开平铁路等,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建铁厂，都是先斩后奏，报告朝廷只是补办一个手续。有的论者强调“这些大型军民用洋务企业都经过了慈禧的亲自批准，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和基础”，以此证明她对洋务运动的领导作用，不免有些牵强。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封建国家企图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必然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它要求有一个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决策层来领导，以坚定的信念、过人的胆识、顽强的毅力去冲破阻力。然而，时代呼唤着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
慈禧二十六岁时以小皇帝生母的特殊身份，登上了大清帝国权力的顶峰，与洋务运动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虽然批准、支持过洋务派提出的一些新措施，但大多是借风使舵、顺水推舟，从来不曾主动提出过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变革祖宗的成法，基本上是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利用矛盾操纵驾驭。纵观其一生，在立光绪、戊戌政变、利用义和团、立宣统等重大关键决策上，一贯是以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为其终极目的，既不顾国家利益，也不顾清王朝的安危存亡。她精于叔嫂斗法、母子争权的小权术，而昧于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绝对没有纵观世界大势和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思考，更没有吸纳西方文明的内心愿望和魄力，她仍然是一个深谙帝王术的传统型的守旧的封建统治者。
光绪十五年，恭亲王奕已离开政坛在家“养病”。自1861年至1884年曾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二十多年。早期他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一大政方针的制定者，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辛酉政变后，太后听政与亲王辅政共同掌权的“蜜月期”仅仅延续了三年，权力均衡的天平便发生了变化。同治三年夏湘军攻下了南京，次年三月奕便遭到罢斥的折辱，失去了议政王的称号，也失去了进取的锐气，权力的重心愈来愈向慈禧倾斜。其间，慈禧纵容顽固派以抑制奕，使洋务运动的进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奕也日渐退缩，遇事不免模棱。同治十三年因反对修圆明园，奕再次受到罢斥的折辱，至同治死后慈禧立光绪为帝时，奕已经无力与之抗争。光绪七年慈安暴亡后，慈禧一人专权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光绪十年，慈禧为了完全彻底地实现个人的专权，也为光绪亲政后继续垄断权力预作准备，乘中法战争之机突然将军机处大换班，把奕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任用的醇王奕譞、礼王世铎、庆王奕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洋务运动的实践，从开始就是曾、左、李等地方督抚发动的。这一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晚清政局中权力下移、外重内轻的新趋势。为适应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作战需要，清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让兵权、行政权、财权、人事任命权都集中在地方督抚的手中，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因之，洋务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处于一种分散的、自发的、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正如后来康有为所批评的：“如何筹饷、如何练兵、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为者听之，不为者亦听之。”
由于清政府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实施部署，也没有统筹全国的财力和资源、变革资源的配置方式，更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动员社会资源、激励新产业的发展，甚至也没有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部门来负责协调管理经济发展事务。这种以地方为主体的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产生许多问题：必然是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以督抚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是项目跟着人走，人亡政息，离开了左宗棠、沈葆桢，福州船政局就难以为继，左宗棠不做甘陕总督，兰州织呢局的锅炉坏了就没有人管；必然是上下左右的步调无法统一，各地互相扯皮，造成如李鸿章所哀叹的“朝令夕迁，早作晚辍”；也必然是各种活动孤立分散地进行，功能互不配套，难以形成效应。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
曾国藩虽然是所谓“同治中兴”的头号功臣，但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大功告成之后，他对清王朝的命运仍然是颇为悲观的。
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聊天,忧心忡忡地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则认为：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大意是说，因为皇权的统治还很厉害，要不是核心先烂掉，还不会土崩瓦解。按他的预计，将来的灾难，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各地四分五裂。大概就是五十年内的事。最后，曾国藩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害怕会亲眼看到清王朝覆灭。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有时祈求清朝至少还能保持半壁江山，不至于被推翻；有时听说恭亲王为人聪颖，慈禧遇事颇有“威断”，又让他萌生些许微茫的希望。赵烈文则认为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的所谓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如果没有体制性的根本变革，靠现在这样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几天之内受到慈禧的四次召见。他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核心人物，也对王朝的内情和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彻底的失望：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了他原来的预计，王朝内部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人物。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晚间，曾国藩与刚刚到来的赵烈文继续两年前的讨论,对慈禧、慈安、奕、文祥、宝鋆、倭仁等，一一作了分析点评，结论是他们都不可能承担王朝中兴的重任。他坦承对时局、朝政已经失望，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