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1992年深圳的宣传报道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上得天时、下得地利。首先是得天时。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在痛定思痛之后，更加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和迫切，希望加快经济发展，盼望民族振兴。邓小平1992春的重要谈话，顺应党心民心，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一年的春节，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团聚，谈论的话题很多都离不开邓小平南方讲话。
元宵节之前，也就是大年还没有过完，中央的领导核心就开始传达、贯彻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这不能不感叹中国共产党之幸，中华民族之大幸。新华社于1992年2月20日就播发了这样一条重要消息：即将出版的第4期《半月谈》，刊登了杂志编辑部辑录的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公开发表的谈话摘录，题目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由此也可以说明：过了大年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在传达、学习、领会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3月11日，新华社又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消息，多处引用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的内容，特别提到“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这就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形势、大潮流。没有这个大形势、大潮流，不是天赐良机，深圳的宣传部门或新闻单位就是再有敢闯的胆量，其抢先发言论、报道消息，就会闯大祸，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而不会有后来屡受称赞和表扬的结果。
由此，我还有一个体会：真正的好新闻，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能不能遇到特别的好新闻，机会主要靠天赐。只不过机会来了，你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倾心尽力地写出和编辑出真正的好新闻。深圳特区成立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和广东省的主要新闻单位，很早就在深圳成立办事机构，有专门长驻记者。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时候，中央的其他新闻单位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派出记者参加采访，而新华社是有记者跟随的。他可能是因为“北京总部没有要求发稿”，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要抢时间写稿。当时，一开始我们也都知道上头的精神是“不用（不要）报道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工作，而且因为受到一种责任的感召，从头到尾都不敢半点松懈，认真记录，见缝插针地抓现场新闻素材。有机会跟随邓小平视察采访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就能够抓住机会，认真写好长篇通讯，终于一举成名。摄影记者江式高在跟随邓小平采访过程中，也十分认真地工作，所以能够发表许多震撼海内外的独家新闻照片，得到了省市和全国的新闻摄影大奖。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记者在跟随邓小平的采访过程中，同样认真努力工作，所以能够在3月22日就发表《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的通讯，比《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还早4天。只不过《南方日报》的通讯分量相对轻了一些，所以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我想，这应该不是前线记者的问题，而很可能是报社编辑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