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得地利。因为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所以邓小平才会倡导在深圳举办经济特区，他老人家才会一而再地来深圳视察，我们也才有机会近在身边地聆听到那么真切的重要谈话，也才有机会记录整理、率先宣传报道；因为深圳毗邻香港，思想文化和新闻舆论容易互相交流、影响，所以1992年春的《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很快就在海外传播。其结果与上海《解放日报》1991年春的“皇甫平”文章就大不相同。当香港及海外其他地区大举转载“原汁原味的邓伯谈话精神”的《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时候，就有人说，《深圳特区报》敢于顶风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发表评论，真是一个大新闻。
《深圳特区报》能够第一时间发表长篇通讯并获得江泽民总书记授予“改革开放的窗口”殊荣，同样与地利有极大关系。正常情况下，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从来都是北京的中央新闻机构的“专利”。而深圳经济特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特殊环境和所具有的特殊条件，使上头对深圳媒体的某些“反常动作”有时候反而会先问一个“为什么”，也就不轻易、随便地发号施令。这也往往使深圳媒体避免像内地的报纸那样很快被封口的遭遇，有时间和机会等到“反常动作”在实践中证明是“正常的革命行为”，所以，才会有最后上上下下皆大欢喜的结果。
不是这个地利、这个大环境，深圳的任何宣传或新闻单位、个人，就是胆子再大、能力再强，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有机会突出表现、建立功业，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留下小小的一笔。
但是，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意识形态的掌握控制方面，更加强调循规矩，守纪律。所以，199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专门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一个通知，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在各地的活动，统一由新华社发稿。”
深圳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公开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例”，虽不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却也可能是“后不见来者”了。
第四，邓小平家庭生活和谐、温馨，使他健康、长寿、头脑清醒，老而不衰。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我跟随做记录只有这短短几天，而且还有一些场合跟不上，或不能跟，只能听录音、靠传达，但是，我已经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邓小平很重视儿孙团聚、家庭团圆。在深圳视察的那几天，邓小平都在桂园里面同家人一起吃饭。无论到哪里参观、视察，他都带着家人一起，从坐轮椅的大儿子，到还带红领巾的小孙儿，都尽可能紧紧跟随。在华侨城锦绣中华景点参观，看到辉煌、祥瑞的“布达拉宫”，老爷子主动提出“我们一家子照个像吧”。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是“延安的老干部”，从跟着邓小平同甘共苦、转战南北，到六七十年代邓小平大起大落，同经风雨，50多年夫妻感情坚贞不渝，恩爱有加。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期间，卓琳总是随和地跟在他的身边。在各种各样的公众场合，大家看到的是邓小平身边卓琳慈祥的笑容，从没听到她在邓小平谈话中间插话。儿女们很尊敬自己的父亲，但似乎并不惧怕老爷子的威严，甚且可以拿老爸开玩笑。
20年前，互联网还很不发达，我只能通过查阅各种书籍报刊，进一步了解邓小平家庭生活的相关资料，证明我的观察是对的。1992年秋天，本人曾经在广东《文明导报》上发表过文章，讲述邓小平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同他健康、长寿和思考能力旺盛，有很重要关系。
海内外一些喜欢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佚事多加猜测的媒体，却好像不大关注这个“秘密”。而这，恰恰是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伟人、并且活到90多岁的重要条件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