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并没有具体说要谁下台，也没有点哪个人是“左王”。20年之后，回过头看，1991年春，老人家就到上海讲话。但是，很多人没有听到、听懂，或者有些人根本听不进去。上海《解放日报》披露邓小平谈话内容的“皇甫平”文章，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所以，“全退休”的邓小平1992年春才又到由他自己“画了一个圈”建立起来的深圳经济特区来“休息”，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发展大局有更多、更深入的谈话。
但是，邓小平是一位伟人。在批评的时候，只对事，却不点具体的人名。在深圳视察期间，我们都没有听他具体说过要谁下台，谁谁是“左王”等等。1月20日上午在深圳国贸大厦谈话中，讲到培养接班人时他说：“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在经济工作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他只讲“那两个人”，点到则止。更何况对在台上工作的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班子，邓小平是真心支持爱护的。他于1989年5月31日专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1]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中央新班子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问题时，当然是更有分寸了。
第二，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对于宣传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态度，一直是积极支持的。并不存在回避、甚至给我们施加压力的问题。在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的过程中，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曾经几次主动向邓办、甚至是邓小平本人汇报，希望广东的新闻单位能够公开报道他老人家的重要谈话精神。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破这个例”，“不开这个口子”。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为了深圳媒体能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也向邓办及至邓小平本人请示，得到的同样是“不破这个例”。
在这种情况下，省、市领导却从未通知省市的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不要搞，不能搞。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干部也都心照不宣：直接的上司不反对，就等于支持。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任何一个改革，开始的时候都往往会被当作“离经叛道”。
我们既然是自己心底无私，所要做的是顺应形势、顺应潮流的好事，就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大胆去闯。所以，也再没有就公开宣传报道邓小平谈话的问题，向省市领导具体请示，更不可能越级向中央的任何领导或部门请示。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又是特殊的事件，邓小平本人都说“不破这个例”，请示谁又怎么可能“破这个例”呢。而且当时没有向省市主要领导或中央某些部门请示，实际上也是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
不管是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也好，深圳的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社、新闻出版中心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也好，当时只是知道自己有一种光荣而又艰巨的责任，一股劲地想把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尽快宣传报道出去。如果出问题，我这个深圳市委宣传部主管的副部长责任当然最大。那时候，我们除了作好可能受到批评处分的思想准备，根本没有考虑将来会有什么功劳，会得到什么奖赏。正是在这种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敢闯的精神感召下，大家才能够互相配合、支持，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千方百计，把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报道出去。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