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连上海、北京的报纸也都转载广东报刊的相关报道，或发表自己的文章，大讲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在新形势鼓舞下，我们深圳宣传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宣传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的责任感和愿望更加强烈。处于新闻第一线的报社同仁，更加热情高涨，跃跃欲试。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了一个半版由记者江式高摄制的邓小平1月视察深圳的独家照片。香港的《紫荆》杂志经请示北京主管部门同意，向《深圳特区报》要这些真实、生动的独家照片，在“3月号”上大篇幅地刊登出来。同一天，《深圳商报》开始发表阐述邓小平在深圳重要谈话精神的系列评论“八论敢闯”。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开了全市外宣工作会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在讲话中，都强调要继续做好邓小平在深圳重要谈话精神的宣传报道工作。之后，市委宣传部在杨广慧的带领下，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以及出版邓小平在深圳的影视纪录片和专题书籍。几方面工作都分工由我具体抓紧落实。
当时，我心里最着急和想做的是长篇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我首先找《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继续由陈锡添来完成，因为他科班出身，文笔好，又同我一起做记录，情况熟悉。然后由老区去向陈锡添明确布置任务。
接下来，我最担心的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尺度的问题。新闻素材很丰富，但是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中哪些上通讯、上到什么程度？再就是什么时机发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可不比评论文章可以寓意、引申和发挥，还可以不直接说出邓小平的名字和引用他的原话。“猴年新春八评”里几乎不直接提“邓小平”。而发表邓小平视察深圳的通讯报道，就必定要直接引用老人家的话，报道当时的事实。我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不是哪家地方报纸可以抢先发稿的。抢发了，又不准确，没有把握好分寸，那追究起来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正在思虑之际，内部消息说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要点的中央（1992）2号文件已经出来，只是在相当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中传达、学习。经过多方努力争取，3月22日（星期日），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份中央2号文件的复印件。我如获至宝，马上认真学习、消化，然后送给杨部长看，同时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将文件交给《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告诉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握好长篇通讯的尺度，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不能传第二个人。老区原在省委机关报工作多年，当时既充满新闻激情，也深知“党报”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由于有了那份重要文件作尺度参照，他一再高兴地说：“好，好。我知道。”
后来，我还经常在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份不太符合组织手续得到的文件作“尺度”，《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很可能上了不该上的东西，又漏了应该上的东西，那么，后来的命运和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