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其记者的一篇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直接报道邓小平 1月20日上午到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视察的事情。虽然，社会上好像对《南方日报》的文章还没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我们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我们的长篇通讯必须抓紧，否则将落后于形势。上午，陈锡添正好拿着电视记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第一稿到市委宣传部交给我审阅。我马上告诉他：“你现在的任务是赶快集中精力把长篇通讯的稿子写出来。我会同区社长打招呼，你别的工作不用管。”
3月25日上午，我在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特区报社长区汇文给我打电话，说陈锡添的长篇通讯稿子出来了，比较长。反复地问：最后谁来审稿、定稿？
我告诉他：“陈锡添是同我一起做记录的，新闻事实肯定没有问题。‘尺度’文件在你们那边，把握政治理论分寸的‘尺子’也在你手中，我看稿子也还不是跟你看一样？要不，你们直接请示杨部长。他是市委领导。”
当区汇文、陈锡添拿着稿子到市委找杨广慧的时候，杨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商量。最后，杨广慧对区汇文和陈锡添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实际上，我们不看稿子，除了对报社信任，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像这样重大题材的稿件绝对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的党委宣传部门可以把关、决定的。宣传部定不了，势必要送市委主管的常委、副书记，如果主管的副书记定不了，是不是要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已经上北京汇报工作和出席全国“两会”（当年的全国“两会”不是按惯例在3月上旬开，而是到3月底4月初才开），难道还要送北京？与其推来推去发不出，不如放手支持报社自己发表，有事的时候，我们出来承担责任就是了。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区汇文社长打电话到我家，说：“文章上版了。头版发不完，还要转版。题目叫《东方风来满眼春》，大家觉得题目和文章都很不错。吴部长你是不是还看一下清样？”
我说：“办报你们是内行，我就不看了。杨部长那里也不用再送了。叫你们发，就发吧。”
到了晚上9点多钟，区汇文又给我家打电话，说：“老吴呀，我们考虑再三，长篇通讯的作者你是不是也署名？”
我问：“挂什么名呀？”
区说：“挂特约记者。文章的素材主要是来自记录稿。记录稿主要是你完成的。你在文章上挂个名比较合理。”
我觉得老区处事很慎重，考虑很周到，但也听得出，他主要还是担心文章发表以后的责任问题。我说：“记录稿虽然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但文章是陈锡添一个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讲完，我又笑着说：“老区，恐怕你们还是担心将来的责任问题吧。文章发出去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是会负责任的。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再说，现在党内党外都开明多了，像过去张志新那样被抓去坐牢、甚至杀头，是不会的。最多是‘双开’。要真的被‘双开’，那就回家种红薯嘛。”
老区在电话里也笑了起来，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定了。”
第二天即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本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载。第二天，内地有一些地方报纸也转载。香港的媒体反应比较热烈，有的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