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许多初见钟叔河的人，都说他没有书生气，而有些说不清楚的气质，处理问题机智灵活不落俗套，我想那是他多年为求生存，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而练出来的。他自己也总结自己，年轻时并不是很有追求的人，大家庭出来，沾染了一些调皮、纨绔的习气，顽劣，懒散。他的父亲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以后又是清朝废除科举后第一所维新学堂（时务学堂）的外课生，所谓外课生，就是走读不住校的学生。父亲后来学的是数学。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老婆。钟叔河评论父亲，学历高而智商不高，而母亲虽然是文盲，但智商极高。在这样的家庭出生，使得钟叔河早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湖南平江老家读的，他幸运地碰到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国文老师，一个是地理老师，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国文老师选了很多作家的好文章，如许地山、鲁迅、冰心……而地理老师是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了老家，他使钟叔河从此热爱上了大自然，对地理学极感兴趣。钟叔河在他哥哥用的战前的国文课本上读到周作人的散文，谈金鱼，讲故乡的野菜，觉得跟自己的情调比较接近，由此喜欢上了周作人，不断地找他的书来读。抗战胜利后钟叔河到了省城长沙读高中，又有机会读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读高中的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好好上课，很快就成了极左分子，激烈反对国民党，“反饥饿、反内战、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喊了不少，终于在一次学潮中被打破了脑壳，住进了医院。他高中还未毕业，长沙和平解放，因为偶然，他考进“新干班”，在《新湖南报》社当记者，后来又当了编辑。
一九五七年，钟叔河二十七岁，因为他的独立思考而被打成“右派”。当时《新湖南报》办得很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的批评不绝于耳。钟叔河和他的夫人朱纯，及另外几个人，当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报纸的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又不被采纳，他们听说由民盟主办的《民主报》要复刊，大家商量也许调过去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其实仅仅只是商量而已。但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他们几个人被诬陷为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印制的《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中，列举了他在大鸣大放时对“民主、自由”等问题的意见一共有四十八条，其中“关于自由”，他说：“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绝对的自由。”“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诸如此类的言论，当然是“右派”言论了。当时报社的领导对他说：“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本来要被送劳动教养，但他得知中央“反右”文件上还有一句“如本人不愿意接受处分，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当时钟叔河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两岁，一个一岁，另外还有一个在肚子里，老父亲是民主人士，年纪已七十好几，母亲也年老多病，他只得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从此被报社“双开”，开始了他的极其不平安，但也是极其“有兴趣”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