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时，花大气力先后浏览了三百多种近代（晚清）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记录，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后，选取了其中一百种有代表性的作为出版对象，有的记录非常珍贵，甚至是第一次出版。他还费尽心思，在《走向世界丛书》的每种书前，都撰写了一篇叙论，对作者当时写这些考察游记的历史背景及自己整理钻研时的思考都作了详尽的论述，让读者提纲挈领，轻松地找出作者文章之精髓，体现了编者的良苦用心。每一篇叙论都是一篇观点明晰、论据充分、呕心沥血的论文，其中写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的叙论，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今天读来，仍然相当精彩。郭嵩焘的悲剧其实就是当时中国的悲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因循守旧，导致“天朝帝国”被迫走向“地上世界”，而郭嵩焘却只因为讲了关于西方世界的真话、好话，竟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闹到他的书要奉旨毁版，随后又撤职丢官，更有甚者，到了庚子年间搜杀“二毛子”时，又有京官上疏，要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钟叔河的叙论行文朴实而意境深远，辞淡而情浓，“文笔流畅，论断精当”，画龙点睛，不同凡响，以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根基，体现出深切的价值关怀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中的远见卓识，钱钟书先生称其为“眼光普照”，李一氓先生称其有“远大眼光……费力既勤且精……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无怪乎钱钟书先生在看到钟叔河写的这些文章后，执意要他前往相见，而且主动提出要为他的《走向世界丛书》作序。
正是这一系列好书的出台，使得湖南的出版业扬名全国。那时候即便是如我等刚入行的卑微小辈，也为身在湖南出版系统而自豪。只要是走出省去组稿，碰到学界中人，无不夸奖说你们湖南出版社厉害，出了不少好书，听到这些褒奖，一方面是颇感骄傲，另一方面激起了我学习的热情。记得那时候我每天下班后都是在食堂随便扒几口饭，然后就读书到深夜，天文地理、哲学历史，什么书都找来读，不管怎么说，那种恶补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帮助，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