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五年前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论点。不论是当时或者现在，不论是别人或者他本人，都不会认为这些毫无错误，它确实有些错误，至少它在表达上显然有着很不确切的地方。但尽管这样，人们在这里难道不能感受到一个年轻人探求真理的果敢和明晰的思想吗？至于这些意见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必要来为之辩解了。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以赞同的态度引用过一句话：“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马克思引用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也正是在那时候，钟叔河的一位学生时代的好友从新疆回到长沙来了。应该说，这是一位好心的同志。我陪他去看她。谈了一阵之后，她知道无法说服钟叔河改变对“运动”的态度，摇摇头，叹口气，说：“对于你我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只担心你的孩子，你将给她们什么样的影响。”立刻，钟叔河回答说：“我将以我自己为榜样来教育她们！”当时我从心底里赞赏他的这个回答。我很少能记住翻译的诗句，但是阿拉贡的《法兰西晨号》开头两行的大意，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我能够重新生活一次，我将依然走这一条道路。”在这一点上，钟叔河和阿拉贡一样：深信自己所走的道路并没有错，即使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明白：他从来也不曾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来也不是人民的敌人。至于说，为了探求真理而不得不承担苦难，那么，他不但不是最初的一人，而且也将不是最后的一人。
是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心。黄遵宪在戊戌政变的翌年写的一首杂诗说：“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在一场空前的大变革不可避免地要来临的时刻，作为一个时刻为祖国前途命运忧虑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在逆境中深信自己的正确，以二十年为期来验证自己的言论。在时间过去了八十年之后，黄遵宪的诗句在钟叔河这样一个普通人这里得到了共鸣。
一九五七年的结局是：他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从此，他被排除出知识分子的行列，中辍了文字生涯。以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叫苦的。以体力劳动生产物质财富的人至今还占我们这个社会人口的大多数。痛苦的是这时钟叔河失去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而是一个叫作“现管分子”的贱民。在那些年月中，钟叔河几乎什么工种都做过。他做过仓库的搬运工，做过木模工、化学工、电镀工、制图员……这些都是维持生计的手段，马虎不得，他做得很认真。他画的机械图很精细，很漂亮，在“同业”中还颇有一些名气。在许多工种之中，他对于木匠的手艺后来甚至有点爱好了，就像嵇康喜欢打铁一样。钟叔河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木匠的工具。他的妻子朱纯，原来是报社的记者，等到改正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个五级木模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