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钟叔河来说，一九五七年还不是灾难的顶点。一九七○年三月，他突然被捕了，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强迫劳动改造。那“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其实只是“反右”时的“定案材料”的摘要，末尾加上“……又不思悔改，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句。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即劳改了整整九年之后，才得到释放，旋即宣布这是一个错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当年，我也和他同在一个劳改队服刑（顺便说一句，潘汉年一生的最后一些日子也是在那个劳改队度过的）。众所周知，劳改队“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那几年的情况不必细说了。我想说的是，就是在那样的处境之中，不论是当“现管分子”的劳动之余，或是在劳改队，钟叔河依然是只要有机会就读书。书籍的来源比以前困难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去搜求。我当然无法确切地说出钟叔河在这些年里读了多少书，我只知道，《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的好多种史籍，以及收入《走向世界丛书》中的那些清人出国笔记，大都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之后读的。一九八○年他提议要编印这套丛书时，就是根据自己读过的书的印象拟定了最初的书目。当然，当初他读这些书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日后还能给它们派上用场，把它们编入这么一部丛书中去。他是抱着使自己弄清楚一些问题的目的而读书，而思考的。在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把兴趣集中于历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方面，只不过是反映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忧思。
钟叔河在《日本杂事诗广注》的导言中写了这样一些话：
所谓“放归”，就是放逐归家，等于现在的“开除公职”。
他始终在紧跟着历史的潮流，关心着天下的大事。尽管自己名列株连黑籍，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相信四亿人民是一定会从二千多年的魇梦中醒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