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当中有学法学出身的，也颇有几个老鹤迷，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不定期向我报告老鹤在部落格中又唠了些啥，我们也常常会在“觥筹交错”之余把老鹤作为一个话题。终于有一次我以一个哲学家的严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是怎么会喜欢老鹤的？”或者换句话说（哲学家典型的说话方式）：“喜欢老鹤是何以可能的？”（哲学家更典型的说话方式）。见诸君谦虚着没有反应，我又现身说法，“大而无当”地启发道：“浅见以为，老鹤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士’的想象，或者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士’的想象。”众人唯唯诺诺，好像是在说为师者还没有把话讲到点子上。我于是把问题进一步深化，进一步启发道：“为什么对于一个我们有认同感的人，我们会觉得他讲什么都是对的，怎么讲都是对的？”沉默半晌，我的一个颇有哲学慧根的、正在读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道：“这样的人就是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人讲什么都是对的，怎么讲都是对的。”
六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杭州晓风书屋小姜的电话，邀请我七号下午以书店贵宾的身份参加老鹤和愚姐在晓风西溪店的宣讲活动。六号一整天，我在长兴乡下朋友家里用土制白酒把自己喝得大醉，回到杭州，整夜没睡好，第二天上午还头重脚轻，但中午在学校食堂匆匆吃了点东西就带着宿醉坐上班车直奔西溪校区。两点钟准时到达，但是“你来迟了”，书店外面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我的“贵宾座”也显然已被人占了，于是我只好“站在人群的外面”。一会儿老鹤和愚姐就在杭州某民间作家和小姜的陪同下出现了。于是我继续“站在人群的外面”，一边听任活动进行，一边还往书店里随意转转。除了新到的《沈家本年谱》，书店正厅里那套未出齐的刘咸炘文集还赫然在目，我正是在其中的“王介甫诗谱”中找到了下面的话，而我今天是没有机会把它献给老鹤了，因为，因为——“我站在人群的外面”：
“诋王介甫之事业者多矣，而称其节行，爱其文学者亦不少，此公论也……其诗之可爱，又不在其使事錬句之功，而在其意度含蓄，得比兴之遗，而尤以关于出处者为可观也。其节行之可称者尤在出处，至于内行，犹他人所同有耳。习南宋之论者，毁其出处，乃陋见也。其出处之可称，又不在得君任事之专，而在其志意皦洁，历终始之变，而尤以见于诗者为可以鉴也。以诗之道衡之，其诗非完美也，以出处之道衡之，其出处尤非完善也，然而可以观者他人不能及，可以见者亦他人所无也。”
2010年6月8日夜记时窗外大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