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我们一家启程前往纽约。那时候我六岁，妹妹才四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人口整体的增长，在美国社会的劳动力结构中极其缺乏内科医生。为此，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给那些技术一流的医学教授提供优惠的移民条件，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韩国有1/3的移民都是内科医生。我父亲医学院里几乎一半的同学都趁着这股移民风潮去了美国，现在他们偶尔举办同学聚会，不是在洛杉矶，就是在纽约，却从不选择首尔。
我到现在还很感叹，当年父母竟然能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那时候，爸爸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英语，离开韩国也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就这样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犹太医院里当起了住院医师。有些历史学家把那个时代的韩国移民现象解释为“一种延续朝鲜战争的替代”。对我们来说，离开本来拥有且熟悉的一切，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重演罢了。移民不仅是迎接新的未来，移民群体更是一群背井离乡的人们，他们对并未远去的历史产生共鸣。
小姑后来告诉我，我去美国之后，奶奶因为过于思念我，整个人都变得非常消沉，几乎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我能想象奶奶如何在蚕室日思夜想，以泪洗面，呼唤着我的名字，在每一个街头遇见的小女孩脸上寻找我的面孔。
我在圣家庭里读了一年级，那是位于纽约皇后区牙买加的一所天主教学校，我当时还完全不懂英语。尽管我奶奶是天主教徒，但父母替我选择这所学校，并不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他们之所以宁愿付学费让我上这所私立学校（学费已经是他们当时能承受的极限了），也不愿送我去家附近的免费公立学校上学，是因为我妈妈坚持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不行。这样一来，他们只能承担得起送我妹妹一周去上两次幼儿园的学费了，妹妹每周五天的时间都在盼望着能上学的那两天。
我就这样被强行塞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这里的人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去形容那种不知所措的极致恐慌感。语言是我和这个世界联系的纽带，而如今忽然之间，这个重要的纽带被切断了，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存在感。从自己熟悉的语言中被流放，这种孤独感影响到我做每一件事，即使是询问去厕所的路，或者问去哪儿取水喝的能力都没有，更不用说建立新的友谊了。就在那种疏离而空洞的状态下，我以一个沉默的旁观者的身份度过了一年级。在班级里，我显然找不到半点存在感，也没有能力获得自己的位置。看着别人的嘴唇在动，听着陌生的语言，那些我无法参与进去的欢笑，以及班级的活动，都更强调了我和他们的距离。
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大脑的语言系统是可塑的。在经过了看似毫无差异、绝望而被动沉默的几个月之后，那些毫无意义的声音渐渐变成了部分可识别的信息，我甚至可以抓住其中的一些核心词，来组建我对周围正在发生事物的理解。从完全零理解，到这种来之不易的状态，或许这种痛苦的学习、生活模式会伴随我一生。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迷失、跟不上的感觉影响和塑造了我的性格。赋予一个孩子生存的直觉、观察力（用韩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眼力见儿”），这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从那之后，再没有什么事情能比那时候的经历更考验我的适应能力了。尽管后来我在语言上已经完全过关了，但我偶尔还是会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疏离感，那种陌生、不能理解、无法融合的隔阂感，偶尔还会突然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