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玛刀治疗后的复查结果十分理想：左侧肿瘤病灶已经萎缩。“回家好好调养，三年是一个坎。”临出院时，那位主任说。“三年以后呢？”我仍有些不甘心地追问。“三年以后就不用担心了，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列举了几个经过他的治疗痊愈的病例，显然他对母亲的术后康复充满信心。母亲却并不满足，或者说，她希望更快地看到更好的结果。于是，她选择继续化疗，并且先后进行了两次，因为一次术后会诊中其他专家提出，化疗是巩固和强化放射治疗成果的唯一手段，没有更多选择。也许，这种密集的、叠加式的治疗方案深得母亲的心，她希望更彻底也更快速地把癌细胞从她身体里清除掉。我反对这种近乎粗暴的治疗方案，但每次参加专家会诊和讨论，都没有人听我的意见。我发现所有的医生都是完全相同的态度和判断，他们甚至是一伙的，连同现在身份是患者的母亲。终于，母亲开始不断抱怨治疗方案的错误，而我还是不能发表意见。她不仅是母亲，还是医生，对于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你还忍心去跟她讨论如何正确选择求生方式吗？
我心里想，母亲已经虚弱得连走出卧室都很困难，加之三四摄氏度的气温，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合适再折腾去医院做检查。任何检查都要消耗体力，而且不可避免地接受大量射线，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承受任何损害。更何况，任何检查结果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一点她一定比我更清楚，因为痛疼每天都在她的身体里蔓延，而且不断深入。
我试图通过甄叔叔来传达我的意见，这些日子，他扮演着我和母亲之间的信使—即便我与母亲每天朝夕相守。晚饭时，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但甄叔叔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或许，他更愿意达成母亲的愿望。
整个晚上，母亲都只能平卧，身体的情形大不如前。现在，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疼痛点、新的不适，而且原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和控制，反倒更加严重。尽管母亲还在坚持做病程记录—她充当着自己的主治医生，就像她从不轻易放弃一个病人，所以她坚持复检，为了下一步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的对她充满敬意：作为一个医生，母亲表现出对生命极大的尊重；作为一个普通人，她表现出最大的忍耐和坚持。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我面临这样的境况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有一点我很清楚，当我们只是旁观者的时候，任何假设都不成立。
我能做的就只剩下陪着她，一起面对。一个健康人是不可能与一个病人“同病相怜”的，哪怕我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