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6日
上午小曲按时来了，我把她领到母亲的房间，母亲毫不顾忌地打量着她。母亲不会喜欢这张脸—清秀沉着的眉目间透着机巧与精明。“我们家人少，也没有多少活儿，也不是那种挑剔的人家。”母亲说“挑剔”这两个字时，特别加重了语气。母亲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虽然已经年过七旬，如今又重病缠身，但一夜的好睡眠让她脸上的皱纹得以稍稍舒展，展现出岁月磨砺的光彩。
对于钟点工我没有特别的期许，我只是需要个帮手。看上去，小曲是个合适的人选。她初中毕业就在家务农，结婚后跟着丈夫到城里讨生活，丈夫是个送水工，孩子是他们生命中所有希望的寄托。城市对她来说是一个梦想—通过努力让孩子能在这里上学、工作、结婚，最终成为一个城里人。为了这个目标，她做任何工作都很努力，对待钱的问题锱铢必较。母亲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先立好规矩，否则以后就乱了。”好像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其实加上北京的林木，一共也就三个人。“我母亲已经是肺癌晚期，你在她面前说话做事要小心一些，人生病久了情绪都会不太好。”最后我特别叮嘱小曲，“你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提她的病。”小曲怔怔地看了我有一分钟，然后慎重地点了点头。后来我才知道，她爷爷不久前刚被确诊为肺癌，为了不拖累家里人，老人第一时间就决定放弃治疗，回家坐以待毙。
刚过九点，探病的人已经络绎不绝。我喜欢家里来人，这样能让这个大房子里充满欢愉与温暖，母亲也会高兴起来，尽管免不了的寒暄会让她有些吃不消。今天特别让母亲高兴的是，阿米替林送来了—开处方的医生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一种能彻底解除疼痛的特效药。”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从去年确诊到现在，母亲经过了伽玛刀、化疗，还有传说中各种特效药的治疗，每次不同的专家、主任都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进行最权威的分析诊断，都笃定地认为自己的方案是最符合世界先进水平的、最有效的。一年多来，且不说癌细胞是否被有效地控制，仅是各种并发症—红血球下降、脱发、带状疱疹、疼痛、便秘就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了。于是，癌症本身倒不是最主要的矛盾，能把并发症控制住，所有人就都已经“阿弥陀佛”了。但所有的治疗都像是在踩跷跷板，踩住这头另一头就翘了起来，另一头踩下去了这头也必然反弹。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两头奔波，疲于应付。
午饭后，母亲吃了阿米替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药，更不是止痛的特效药，而是用于精神病临床治疗的，简单地说，就是用抑制病人神经兴奋的手段达到止痛的疗效。果然，整个下午母亲都在昏睡，晚饭喂到嘴边，她只是迷迷糊糊地吞咽，即便如此，也只是有限地吃几口。我发现，药品说明书上关于药物副作用的部分明确地写着：眩晕、食欲不振、嗜睡。昏睡中，母亲感觉不到疼痛。
床头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半张着嘴，发出沉重的鼻息声。我在床边坐下，看着她的脸—眼睑紧闭、鼻翼有节奏地开合着，脸上那些长长短短纵横交错的皱纹写满疲惫、焦虑、担忧、愁绪、委屈、惊慌、不舍，只是没有了疼痛。谢天谢地，她终于可以安稳、平静地睡上一觉了。放疗和化疗之后，母亲的头发脱落得更加厉害，她不愿意别人看到她脱发的样子，就连睡觉时也戴着帽子，那些稀疏的白发里夹杂了几根黑色头发，那黑色显得特别刺眼和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