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乡土中国”象征诗学的转换与超越（7）

有评论者曾经这样认为，谈到阎连科，只论及文学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对他作品的评论都将是政治评论。这在某种意义上符合阎连科的深层写作冲动，作家整体意识的自觉性必然会使所有叙事都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我认为，这是一种褒奖（虽然它也使阎连科的某些作品有明显的主题先行或简单化倾向，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唯其正面交锋，才能直抵中国生活的最深层——现实层面的最深与象征层面的最深。这一正面交锋既指一种直面民族生活重大问题的勇气，也指敢于颠覆原有的思想资源和美学形式并承担责任的勇气。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性与政治、启蒙与民间、普通话与方言、疾病与隐喻、反讽与崇高等，这些已经被思想史、文化史或政治史、文学史定位了的词语，被重新解放出来，以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纠结在一起，暴露出那些尚未被人发现的新的形象与意义。对中国这样泛政治化的国度来说，这些词语背后都带有强烈的禁忌色彩，突破这些界限，意味着突破思维的界限。这一点，即使在《日光流年》中，这部阎连科所有小说中最不政治化的小说，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日光流年》以一种本雅明所言的“震惊”效果把乡村的内核性生存状态展示了出来，也彰显出历史与文明进程对他们的生成过程。关于阎连科小说的“惨烈”历来褒贬不一，这固然与作者过于突出某些残酷场景有关，但是，不可否认，也与读者、批评家与真实乡村的隔膜有关系。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要有着比《日光流年》荒诞得多、残酷得多的存在（“卢主任”的形象及村人的表现，因污染而致病的现象在乡村并不陌生，如果你把这些情节讲给农民听，甚至不会看到诧异的神情）。身在时代之中的人，要有超乎异常的敏感性、洞察力和疼痛感才能感觉到许多正常中的非正常存在。在“活不过四十”的命运咒语之下，三姓村人荒唐的乌托邦改造并非天启，而是大致依循了共和国的政治想象，“英雄母亲”“翻地造田”“修渠引水”，这些都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并不遥远的过去，它们历来都被看作民族豪情的象征，但是，在阎连科看来，这里面却隐藏着乡村千疮百孔的痛苦与失去。生殖的狂欢除了女性主体与尊严的丧失之外，还透露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境及在这处境下更为卑微的乡土生命状态；“修渠引水”更是具有非凡的改写效果，它的原型（红旗渠）已经成为共和国政治修辞的重要隐喻和民族神话的再次延续，但是，在阎连科这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创业豪情所迎来的却是现代性的碎片，“这个故事到了结尾时达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当人们不遗余力地再一次进行改写命运、改造自然、战胜命运的斗争之中发现了命运的不可战胜不仅仅在于宿命的力量，而在于外在的力量已被进步的步伐所改写，这种震撼的力量不再是80年代式的批判中国文化的民族寓言所可能传递出来的”。此时，弥漫在耙耧山脉上空的怨气，那似乎有受虐倾向的“割皮”举动，都成为一种控诉。毫无疑问，这里面隐含着作者的现代性批判，这种震撼的力量不仅在于它使人看到共和国乌托邦进程的虚幻与可笑、政治的软弱与不人道，看到了那即将面对，或已经影响中国生活的“深渊”，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去除了“启蒙”与“思想”等外衣之后，那令人无法接受的苦难的乡土中国生存困境，使我们感受到了在这样的惨烈困境下，乡土中国独特的生存观、道德观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它的可怕的畸形、残酷的行为与巨大的激情，使文明失语，使所有的思想捉襟见肘。当然，也使所有的政治，所有的现代性发展面目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