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间的生存特性
如我在前面所言，刘震云的所有创作考察的是底层人（民间生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着，而不是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理想、正义、对错”之类的词不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列。换言之，刘震云从来都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生存主义者。《塔铺》是刘震云少有的以正剧的笔调描写“温情”和“感情”的小说，但随之，他否定了他的这种创作倾向。他说：“《塔铺》是我早期的作品，里面还有些温情。这不能说明别的，主要说明我对故乡还停留在浅层认识上。到了《新兵连》《头人》，认识就加深一些。”此后，“摒弃情感”成为刘震云小说此后的明显特征，他开始考察人性真正的存在维度。
《一地鸡毛》中的小林经历了从一个“个性人”到“群众人”（mass-man）的过程，终于淹没到了芸芸众生之中，开始了他的面目模糊、精神委顿的生命历程。看到“人”的这一退化过程的刘震云并没有过多地责备小林，因为他看到小林背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巨大网络，小林的每一次挣扎反抗换来的都是网的进一步收紧和生存的狭仄。他对小林有一种自然的认同和理解，或者说，作者和小林之间是一种零距离的关系，在思维深处，他和小林达到了情感的和谐、一致，他们以非情感的态度来对付这个巨大的网络。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太一体化了，反而限制了小说意义的延展，作品的整体意味未能上升到对“人”的整体存在的悲剧性观照上，而对社会的指涉也显得软弱无力。刘震云也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到了《官场》《新闻》，刘震云的小说人物开始被漫画化、夸张化并且丑化，《一地鸡毛》里面对小林的宽宥被作者极为严厉的否定甚至一种厌恶的情绪所代替，作者不遗余力地嘲笑、入木三分地刻画他们的丑态。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看作《一地鸡毛》的续篇，里面人物的性格是小林性格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局。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刘震云对小林生活的情感认同随着小林的变异已经结束，他意识到随着小林对“人”的信念的坍塌，人性的黑洞会越来越大。
也正是从此时起，刘震云对“人是什么”这一古老的问题产生了形而上的兴趣和怀疑。苏格拉底把人定义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他说：“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我想，苏格拉底在这里更多的是指人应该对自己的存在有清醒的“批判意识”，经过这样审视和选择之后的存在才是“真正的人的存在”。然而，随着近代工业社会和现代世界的来临，古典主义的人的理论遭遇到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人是什么”再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靠着这个定义（人是理性动物）他们所表达的毋宁是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对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它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环境的既定性（这一环境包括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无法真正认识到人的本真存在，它意味着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历史”之中，并且“不能超越”，应该说这是进入现代世界以来对“人的存在”的极为悲观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