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两极意义(2)

在故乡姥娘身边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刘震云,对中原农村的贫困境象不但有所闻有所见,而且也有深刻的体会,这种最初的记忆无疑为日后刘震云小说定下一种基本的创伤基调。《塔铺》中爱莲为给父亲治病而把自己出嫁,还只是个人饥饿创伤的浅层次描写,从《故乡相处流传》开始,这种个人的创伤记忆逐渐被上升到一个集体的、民族的创伤性记忆中去,“饥饿”不再是个人的记忆,而化为一种民族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民族的情感深处,它已经脱离了“饥饿本身”,决定着民族的基本生存特性和道德指向,从而成为民族生存行为的基本心理指向和最根本动机。《故乡相处流传》中谁能给曹操捏上脚,谁家就有“猪尾巴一扭一扭过来”。这时,给曹操捏脚不仅是一种权力,还有随之而来的猪尾巴,这是财富的象征,民众需要这种脱离贫困因此也超越了群体生存而成为人上人的象征;在《故乡天下黄花》中一代代人为争当“村长”而奋斗,其中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吃热烙饼、炖小鸡”;《故乡面和花朵》中的“生面团”大战,在饥饿来临的时候,拥有“生面团”的孬舅也就拥有了权力,他不给孬妗和他的孩子吃,不给他的相好吃,因为他自己想要活着;《温故一九四二》大灾荒中的“易子而食”、“我故乡的人们”给鬼子带路以换取粮食等,在“饥饿”面前,人性是没有可把握的尺度的,在一个几千年来从没有摆脱过“饥饿危机”的民族面前,所有关于“人性、道德、正义”的言说都是苍白无力的。这正是民族的悲剧所在,在民族的精神深处,我们看不到作为一个民族的和一个人的尊严和希望,同时,似乎又找不到该谴责的对象。在这样一团混沌之中,在与“我”没有干系的自我原谅中我们浑浑噩噩地走过了几千年。在某种意义上,刘震云挖掘出了潜藏于民族最深处的“病根”,“饥饿”不再是实在的物理病因,而成为一种文化疾病蔓延在每一个民众灵魂中。民众的虚荣、不自信、要面子、没有原则、时时表现出来的残忍性格,大都来源于此。

刘震云的小说有非常明显的权力意象,他特别擅长于描写处于权力关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特性,《官人》《官场》《故乡面和花朵》《故乡天下黄花》等几乎可以称得上“中国权力关系的百科全书”。实际上,当我们用一种整体眼光来考察河南作家时,可以发现,当代河南作家有一个明显的总体特点:在他们的文本中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识和权力意象。这并不是说作家有参与政治的热情,而是作家特别擅长通过文本描述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一种潜在独立的批判态度去审视这样一个文化类型的存在,进而描写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中的人的位置以及在权力欲望下人的生存境象,如乔典运的《天问》《满票》、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之作。权力争斗不仅在官场存在,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最活跃的力量。河南当代作家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走出,对乡村生活中的权力运作非常熟悉,并且化为他们创作的最基本的题材,成为他们思考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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