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河南作家创作整体状况
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和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省份，河南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滞后、超前或某种悲剧、喜剧性的存在，具有说不尽的意味与价值。河南作家在现代文坛上寥若晨星，像徐玉诺、冯沅君、赵清阁、于庚赓、师陀、姚雪垠等，他们有的如流星划过转瞬逝去，有的转行，少数存留在文坛上的文学成就也非常有限。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除了师陀、姚雪垠这样一些漂泊在外的河南作家还在创作，河南本土文学处于相当萧条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末，李准、魏巍、姚雪垠等人的创作使河南文学以一种意义暧昧的亮点方式在中国文坛上出现，这些作家及作品在文学史上所遭遇到的前后完全相悖的评价，他们与政治之间的某种血肉联系，无疑都体现出中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不断错位与尴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开始涌现出大批作家，张宇、田中禾、郑彦英、周大新、孙方友、杨东明、齐岸青、二月河等；90年代河南文学处于高潮期，翻阅大型文学刊物，河南作家如李佩甫、刘震云、阎连科、何庆邦、周同宾、李洱、张生，以及许多更年轻的河南作家作品，经常出现在里面，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民族的“根”性特征，都不能不让人有所思考。几乎每有一部河南作家的长篇小说，都会引起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强烈关注，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都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引起争论，不仅仅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开拓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评论者们从各个角度连篇累牍地评论这些作家的作品，在一些综合评述文章中，更是少不了河南作家。同是一个地方，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文学现象竟有如此大的不同？河南的文化品格、性格特点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它们结合产生出怎样的文化空间？而身在其中的作家又如何感受这种文化的断裂、重合与生成，从而呈现出怎样的文学精神？当延安文艺思想使河南成为文化“中心的边缘”时，在李准的民间叙事中，是否也微妙地展现出他对本土文化被认同的政治自豪感，而正是这一自豪感促使他“遗忘”了他所热爱的农民的内心痛苦？当河南作家被称之为“中原突破”时，这一称谓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称呼？所谓的繁荣背后掩盖了河南作家及其文化精神中哪些更为严峻的问题？中原文化又以何种方式与现代性思想纠缠在一起？它体现了民族自我与现代追求之间怎样的重合与冲突？等等。这些都是能够阐发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复杂生成的问题。这也正是从“外省”进入地域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