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外省”和“外省文化界”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政治、文化转变时期，在某些特殊时刻，它又时常和历史的洪流汇合，形成巨大的共鸣，从而也使自己的地位发生质的改变。延安文艺思想就以独特的方式使“外省”显示出自己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富于戏剧性，但却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陕西、山西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文化区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以后被称为解放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是为知识分子制定的文艺政策，但目的却是为群众、为革命斗争服务，因此，要求作家作品要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在这里，需要探讨的是讲话中的“群众”到底指的是谁？毫无疑问，对于当时身处陕西的毛泽东来说，这一“群众”就是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底层群众（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这一“群众”的范围逐渐扩大），它并没有涵盖到南方普通群众，也不指向城市一般市民。延安文人不得不把目光从熟悉的知识分子那里转移到农民身上，并且因为作品必须要有实际的沟通能力，所以不能不采用北方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如说唱体、民歌体、戏剧、快板书等；在语言上，更是竭力追求通俗易懂、清晰明白，具有直接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毛泽东所谓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指以中原文化形式为基础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当时在陕北、山西等地流行的农民所喜爱的民歌、民间文体、民间语言方式等，几乎不包括南方文化的种种特征。这就意味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原民间文化样式、民间文化思想进入知识分子和文学史视野，并成为文学的经典叙事，这种对中原民间文化的提升对中原作家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从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地域分布及创作趋向上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样一来，陕西、山西这些在新文学初期典型的“外省文化界”一跃而成为“中心文化界”，“河南”也进而成为“中心的边缘”，比现代文学前期的地位略有回升。在这一文化空间下，河南文学所呈现的特征、气质明显不同于新文学时期，而中原文化内核也以不同的姿态进入作家的小说结构之中。这一时期河南作家文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合、民间叙事与政治话语的同构性都显示出中原文化与延安文艺思想的独特关系。
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谓的“文学豫军、中原突破”在文坛上成为约定俗成的称谓时，对河南及其中原文化来说，“外省”已经不是第二性的，它是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原型性存在，与知识分子对民族性、现代性的重新追寻相一致。文学开始以文化的目光（而不是社会问题的目光）来审视乡土中国，审视这一乡村背后的文化本质，处于“外省”位置的沉寂的村庄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第一次被发现它在中国文化空间中重要的意义构成。这样一来，“外省”的自足意义与本体性开始呈现出来，而“中心”的吸引力与文化的强势则相应地弱化。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它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作家从“村庄”、从最普遍的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运行机制、观念体系的形成以及民族性格的特点进行再阐释。在吸收、学习西方现代意识的基础上，作家重新回到文化内部，以一种更富于情感的方式回到生存的内部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社会和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并转化成一种更富审美价值的文学形式。乔典运的《问天》、李佩甫的《羊的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