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河南文化空间的嬗变轨迹
可以说，“外省”这一理论视点既包含一个区域固有的文化品格，如它的文化背景、性格特点、人文地理特征，又可以透视它与中心文化圈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较量之中，本土文学最终呈现出属于自己的特质与命运。这意味着，“20世纪河南文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文学研究或地方特色研究，而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过程联系了起来，纵的传统文明考察与横的现代精神之考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坐标，“河南文学”正是在这一坐标中显示出它在中国20世纪文化空间中的生成、意义与特征，也显示出中国在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曲折轨迹。
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反传统文化为基本口号，提倡“民主、科学和自由”等启蒙思想。在跨国知识分子的理论倡导、文化实践和革命活动中，北京、上海两地很快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公共言论空间，它们吸引着崇尚新文化的外省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的反传统文化口号下，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思想背道而驰，很自然地被边缘化，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据地——河南，不但地理位置处于“外省”的位置，文化上也处于极其典型的“背离”状态。从晚清时期河南先进知识分子创办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河南》杂志，到辛亥革命在河南境内的全面失败，清末民初影响全中国的民主思想的传播在河南基本上断裂。河南政治局势的保守、复古，河南文化精神中牢固的“村落意识”和中原文化特征，河南作家作品中微妙的激进、退守和中庸气质，都与这一文化上的背离有密切关系。新文化思想和知识分子改革之路以失败而告终，古老的乡村、城镇仍按照古老的轨迹波澜不兴地运行。这一现象，在师陀的《里门拾记》和《果园城记》中有很好的体现。夏志清曾经这样评价师陀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特别令人觉得难忘的是几位热心改革者的凄凉写照：他们当年鼓吹近代思想，结果现在走上贫穷、被谤与死亡之路。这些角色无疑在其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出现过，可是师陀却故意选择这些典型来做例子，无非要说明一点：表面上时代虽在转变之中，但仍有许多地方、许多人在滞留不变的。书中真正的主角是城镇本身。改革者、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官员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可是城镇本身却我行我素，继续着它懒惰、懦弱和残酷的行径。”“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城镇却我行我素”，如果说这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中的“外省镜像”也不为过。
就作家而言，在面对倾向性极强的新文化思想时，会不自觉地出现“游移”或“融合”，形成具有“中原”特质的思想与精神倾向。“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挂在冯友兰客厅里的这副对联最能体现这一“游移”与“融合”的企图。但是，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思想热潮中，这种“中庸”立场却并不受欢迎。由于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它和新文化思想冲突和紧张并没有显现出来，反倒是他的妹妹冯沅君，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不多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徘徊于家门内外”的微妙冲突和紧张。她在作品中对“母爱”的肯定和温柔敦厚之情使她的作品表现出五四时期与“传统”之间罕见的“缠绵悱恻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