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方面看，太宗对实录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想做一个好皇帝，给历史留下一个完美无瑕的背影，这比那些爱咋地就咋地一味胡闹的皇帝总是好些。果然，贞观年间确实实现了他希望出现的局面，国家稳定，经济活跃，唐帝国开始了繁荣时代。太宗倚仗他的几位贤明大臣实现了“贞观之治”，房玄龄、杜如晦、萧偊、褚遂良、魏徵，这些贤良的大臣即使出现一个都是皇帝的幸运，而太宗居然网罗了一群。即使太宗是个坏皇帝，能发现并任用这些能臣，就是伟大的功绩，而且太宗也的确不是坏皇帝。
中国皇帝似乎很难摆脱这样的宿命：失败于自己的成功。李世民指责李建成好打猎，但他本人晚年沉迷于打猎而不能自拔。御史柳范说，房玄龄不能劝阻陛下田猎，该怎么处置？可见他的田猎活动已经引起朝野的议论纷纷。李世民痛恨隋炀帝的奢侈豪华，他早年也的确节俭，曾学习住茅草屋，但晚年大修宫室，而且经常把刚修好的豪华宫殿拆毁，因为他发现它们“风水”不好。一般地说，官员堕落到讲求风水的地步，这人就基本上没用了，皇帝也一样。他还特别注重“养生”，刚刚四十几岁，就开始关心终极问题，指望自己能万寿无疆，从印度请来一位炼丹大师为他筑炉炼丹。唐太宗以“纳谏”著称于史，但他这种好作风也只在贞观初期保持了几年，后来连最善于唠叨的魏徵也闭了嘴，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相反，一些阿谀逢迎的宵小之徒开始得势，因为他们使他相信自己超过了前代的所有帝王。就这样，一个英明的帝王转向平庸，再颓废为昏庸。
太宗从英明到平庸昏暗，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转变也太快了，令人欷歔。或者，政治家的最佳执政年限，只有十几年？太宗留给人们一个很深刻的话题：成功的政治家，应该懂得及时退步抽身。晚了，或者叫人恨，或者引人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