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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的家庭故事反映了典型美国犹太人在过去一百年来的心路历程。从俄罗斯犹太小镇的集体迫害，到美洲新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在接下来的几代人里，从传统美国中西部犹太美国人社区的舒适和限制，到大规模欧裔新教徒郊区所提供的冒险和机遇。
在一个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斯皮尔伯格在成长中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斯皮尔伯格对外祖父母的犹太教信仰所表现出的典型排斥反应是他反抗这种感觉的防卫机制。从辛辛那提到新泽西的卡姆登和哈敦乡，再到西部的亚利桑那凤凰城和加州的萨拉托加，伴随着他大学毕业的父母努力将家庭往社会经济阶梯的上层搬移，这种感觉在他内心变得越来越强烈。
跟其他众多20世纪成功的犹太艺术家一样，斯皮尔伯格并非靠声明自己的“不同”来打造自己的事业。他靠的是寻求美国大众的认可和共同的文化根基，也就是努力地成为他们。“我一直努力让自己为大众所接受，”他在1987年这样说道，“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首先是我的家人，其次是我的朋友，然后是公众。”
斯皮尔伯格选择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投入到电影制作当中，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学业上，以此来反抗传统犹太人对教育和文学的崇拜。他从传统的文化中独立出来，他从父亲所代表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中独立出来。虽然史蒂文的父亲对于他拒绝读完大学并继承他的事业而感到失望，但史蒂文决定追随另一种犹太文化传统：一种比较谦卑但同样重要，由他祖父母那一代犹太移民在好莱坞建立的大众文化。众多流行艺术家直接从卑微的犹太人小镇获取灵感和观众。这些早期的好莱坞大师创造了当时普遍流行的美国梦的影像。正如尼尔?加布勒在《属于他们的帝国：犹太人如何打造好莱坞》一书中写的：“犹太人所创作的电影，在以赛亚?伯林写的一篇类似的文章中被描述为对大众‘过度强烈的仰慕之情，或者是真实的崇拜’。此外伯林还提到，这种崇拜有时也会随着一种潜在的愤恨而动摇。伯林同情地称之为‘对现实的神经感官扭曲’。好莱坞变成了他们表达这种扭曲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们这种扭曲的产物。”
直至中年时期，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才决定义无反顾地冒一次险。在全世界面前重新定义自己，完全接受他的种族和宗教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制作《辛德勒的名单》是他心理和同化的一种表现。他绕了一个大圈，终于回到了辛辛那提的那座犹太教堂，回到了他最初的童年记忆。“这才是我真正的根。”他声明道。最终驱使他制作《辛德勒的名单》的是他在八年前推迟做出的决定。在38岁之际，他放手童年，接受父亲的责任：
“我必须先成家。我必须先弄清楚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当我第一个儿子马克斯出生的时候，他深深地影响了我……有一种精神在我的内心开始点燃，在出生和行割礼的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犹太父亲。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审视自己，并且我想到我的父母，想到我的成长，想到我的童年。我开始看每部电影都会哭，我开始看到糟糕的电视剧也会哭。我一度以为自己快要崩溃了。我试着回首过去，看看我都错过了什么，结果我发现自己错过了一切……
“突然间，我开始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开始清楚地记得我父母和祖父母给我讲过的故事……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我外公更是不得了。我记得自己还是四五岁的时候，我会坐在他的膝盖上听他讲故事，我会听到屏住呼吸。我外公来自俄罗斯，大多数故事都是家乡的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