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霞大概是1963 年调到出版社来的。头几年我们不在一个编辑室，只偶尔在食堂里照面，她总让我眼睛一亮，要么让我食欲猛增，要么令我废寝忘食，我总是"凑巧"跟她在一张餐桌吃午餐，她如果主动跟我说上一两句话，或者为别人的什么议论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都会让我餐后回味许久。
后来就到了1966 年，那一年我们都是整三十岁。灾难？你为什么总是笼而统之地去认知人生？当然，更有浩劫的概括。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具体情况，人的命运有雷同，也有差异，你应该更多地进行个案研究，用显微镜去观察那些差异。我当然早知道沐霞的爱人楚期聚是个级别不低的干部，开头也很担心老楚被打倒在地再被踏上一万只脚，后来知道对他的冲击属于最一般的，开完他的批判会，还是得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完成一些涉外的经济工作，因此沐霞的生活也就不像她表姐家那样，被扭曲，甚至是被碾碎。
在整个你所谓的狂飙期里，出版社也闹得天翻地覆。谁也不能不卷入，但我和沐霞都属于卷入程度最浅的。我参加了"造反兵团"，但属于温和的"造反派"， 沐霞参加了"丛中笑"，那是个"保皇"组织，其中有的人对"造反派"恨之入骨，打起"派仗"来很凶的，沐霞却又属于温和的"保皇派"，就因为都温和，我们这本属于对立的群众组织的两个人，一来二去的，在接触中就觉得有共识，相互本来就有的朦胧好感，渐渐地那好感就明晰起来了--敢情我们都是反极端言行的，富于人情味儿的生命存在。
狂飙期现在一般都算为十年，其实就我的个人生命体验，到1972 年以后，出版社恢复了业务，也就大体平息了。1973年我和沐霞分到了一个编辑室，抓长篇小说。那时候也有长篇小说？就一部《金光大道》吧？现在有的年轻人一听我说那时候的情况，就很诧异，因为许多书，文章，对那些年的文学艺术的概括，就是"八戏一书"，这概括也有道理，叫做抓住了要害？但实际上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拿出版来说，从1973 年到1976 年年底，印行了一大堆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数量很可观，我还留下印象的，随便举例吧，就有《黄海红哨》、《沸腾的群山》、《激战无名川》、《万年青》、《千重浪》、《阿力玛斯之歌》、《分界线》、《征程》、《红石口》、《响水湾》、《前躯》……儿童文学类的也不少，如《闪闪的红星》、《红雨》、《向阳院的故事》、《小兵闯大山》、《睁大你的眼睛》……这些存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我想第一，要有所记录，至少要选录，说那时候是完全的空白，什么都不存在，不符合客观状态；第二，要分析研究，它们究竟算不算文学？算不算长篇小说？如果不能算，为什么？如果也能算，怎么评价？是不是至少有认知一个历史阶段文化状态的资料价值？你觉得我好笑？不好笑。1973年到1976 年，三四年的时扎根林场的知识青年，他真的非常有才能，悟性一流，而且写作的速度快得惊人，我和沐霞对稿子提出意见后，他略作思考，提笔便重写，他写好一页我们传看一页，结果是我们还没看完这一页，他那一页就出来了，你说惊人不惊人？那几年正是我和沐霞人生中青春花朵胀得滚圆，最最宝贵的岁月，对那位比我们小十岁的作者而言，更是蓓蕾初绽的芳菲年华，你说我们为了这么一部"破小说"耗费了那我不管大历史怎么书写，我只知道，对于我而言，在林场抓小说的那几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瑰丽的篇章。在那里我得到了沐霞。林场里最高的那个山峦的顶端，有棵又壮又高的老栗树。我和沐霞坐在树下，倚着那粗大的树干。那是深秋时节，但是下午的阳光仍很饱满，从叶隙泄下，微风吹动树叶，阳光的圆斑就跳动在我们身上。会不时地有树上的刺包儿炸开，里头的栗子就掉下来，掉在草丛中，腆着褐色的肚皮，仿佛在吆喝松鼠与刺猬：你们怎么还不来拥抱我？我们都希望有栗子掉到我们身上，最好干脆掉到我们脑袋瓜上。可是，那样的情况始终并没有出现。
我们就那么在高山顶上的老栗子树下坐着，我们忘记了一切，什么运动、走资派、三突出、书稿、出版社……以及各自城里的那个家，宇宙中那一段时间里，只有我们两个鲜活的生命……
我们相互敞开了胸怀……
记得有一次从山顶下来，半路上沐霞忽然轻叫了一声，她发现了什么？开始我以为她看到了一条蛇，她跟我说过她最怕蛇，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看到了一种草，那野草在我眼里平常至极，紫红色，顶端是穗状小花。她掐下一枝，凑拢鼻子闻，摇头，我接过来也闻，只有草的气息，绝无芳香。她的表情显示出，她搞错了。那么，如果不错，该是一种什么草？她为什么对那样一种草产生出那样的关注？我始终没有问过她。
你见过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吗？
那种草就是薰衣草。
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盛产薰衣草。
没去过普罗旺斯，可以看照片。也不光是法国的摄影家，世界各地的摄影家，都去拍薰衣草田的照片。大片的薰衣草，一垅垅的，望过去，直到地平线，每垅呈现着球形弧线，给视觉很大的冲击。那颜色更绝，一派紫红色，不是发亮的那种，竟然发暗，可是很魅惑，不像是人间所有，也说不清该是天堂，还是地狱里才有那景象，哇噻，一望无际，冷艳的紫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