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宋达人秀(24)

在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华夏文明之发展,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的特殊时代,苏轼绝对是一面旗帜,在尚雅、崇理、博学、富趣的时代氛围中,苏轼已俨然成为一种“符号”。换言之,苏轼以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

宋朝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地给予他们及第、推恩、特许的资格,任用他们,厚待他们,坚守祖宗不杀文官的遗训,让他们说话;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对他们的考核、监督、弹劾,往往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整治他们,导致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这样一来,作为政治惩罚的迁逐流放对士人来说便成为常事。宋代士人处于三教合流、理学勃兴的哲学思潮中,长于理性思考,注重志节气概,故而面对迁逐之常事,多能以哲人的冷静与理智调整心理状态并以此表现志节气概,以泰然无迁谪意自处,这是苏轼贬逐心态所处之历史文化土壤。

儒家文化充满阳刚健朗的力量,总是相信春回大地,相信花开陌上,相信白昼比黑夜更美好,相信君子比小人更高尚。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怪石咏》诗中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他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即使沦落到海南岛这样的地方,还是“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苏轼始终不改儒家济世情怀,他注重汉黎关系和谐,面对当地生产落后的状况,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地人重视农业生产。他带领乡民开凿井泉,建立东坡医疗所,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经过3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外以儒家治世,内以佛老养心,内外结合构成了苏轼生死观的奇绝景象。

他谪居海南,不忘与当地黎族土民共娱同乐,共享生活乐趣,“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咬葱叶送迎翁”,“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此间有什么歇得歇不得,贬谪南荒,便歇在南荒,乃至愿意“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一次又一次用诗性的方式将平生逆旅化作胸中坦途,这种超越一切苦难的怡情快意被后世称为“东坡事事爽”,而苏轼心灵之上建构的庞大的超利害、忘物我的心性本体世界更是令我们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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