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剧终，各人统统复明，无人再深究传染病成因，也无人愿意再回忆失明期间的种种兽行，因为实在不堪回首，情愿一切如常，更互有默契地将城市建得更大、更雄壮，也更空洞。对某些人来说，这健忘症自然也绝不陌生，反正过来人都是以一句百搭式的“嗯﹗受骗了”来解释一切。虽然也有作家巴金等人大声疾呼“不要让悲剧重演”，但当我们回顾古今中外一切一切，远至法国大革命的挖祖坟、近至美国卡特里娜飓风风灾的无政府情绪，也许只能得出“悲剧根源含有根本人性”这个消极结论，又怎能保证“反秩序”不会重临？
探讨人性始终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普通民众只关心形而下的管治怎样才能避免诱发大疯狂。政治学一直以左右划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但也有一个“左右圆周论”：左和右，就像圆形的两端，两端走到极限，“U”形就变“O”形，就接近圆形顶部的同一点。此所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虽是极右和极左的死敌，二人的管治模式却出奇相似：一方是由国家管制一切社会单位，另一方是由“人民”组成“专政”再重构一切社会单位，都是实质的极权。难怪历史会出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怪胎：既是利益输送，枭雄也所见略同。就是近代某些推崇小政府的右翼政权，也不过是让大企业支配、取代国家监控，发展下去，依然是同一葫芦出来的独夫。萨拉玛戈的反右大作能反过来鞭挞自己所属的左党，一稿两投、一鸡两味，难道不是“左右圆周论”的最佳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