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的警察国家不能对社会有效管治的无力感也是似曾相识，一如萨拉查总统晚年深知葡属非洲殖民地已分崩离析，还是偏执地拒绝任何让步。“文革”期间，澳门红卫兵革命小将“斗垮”殖民统治，逼得澳督嘉乐庇签署“认罪书”，破坏了葡萄牙在澳门建立的旧制度，间接诱发其他事件……这些“辉煌成就”，就是萨拉查中风下台前一年的时代背景。他死后四年，国内爆发动乱；再一年，所有葡属殖民地获得独立。上述意涵来到中国香港，观众自然对葡萄牙没有兴趣，却能突破时空限制，别有所感地将自己的殖民史对号入座。
●划清界限·造反夺权·“人相食”
至于《盲流感》的“盲人文明毁灭论”，对葡人来说还是狂想，对40岁以上的华人却是挥之不去的烙印。因为一切都在“文革”出现过，而且只有更糟。丈夫出卖妻子、子女告发父母，原来就是“文革”时“捍卫阶级立场”的破四旧指定动作。盲流感肆虐前已失明的盲人因为熟悉黑暗世界，成了新秩序的主宰，继而作威作福，这也和“文革”期间扭转原有价值标准的情况相仿。众盲人落难到疯人院还不能同舟共济，天天互相翻旧账，小动作层出不穷，这和《牛棚杂忆》、《吃人年代》一类伤痕文学的样板主题几乎一式一样，也比同年香港上映、改编自戴厚英讲述“文革”回忆的舞台剧《人啊﹗人》，更赤裸地揭示非常时期的人性。
至于将戏剧推向高潮的“女人换食物”情节，虽然作为文学作品已是相当赤裸，但这只是人类历史中的小儿科。假如导演真要描绘文明崩溃、智人（homosapien）兽化，人吃人这必经阶段就必不可少。这不但曾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重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定期有“人相食”记载），就是在21 世纪，世界各地也偶有零星传闻。对死于“文革”的成千上万人、乃至亿万幸存者而言，《盲流感》的震撼还不够彻底呢。
●疯人院到牛棚：反右到反左殊途同归
萨拉玛戈《失明症漫记》的最后三分之一篇幅，描述盲人逃出疯人院后如何在街头生存。《盲流感》导演故意删掉这部分，亦不提医生太太最后“众人皆醉我独醒”地失明，令疯人院成为第一场景、内里的颠覆式秩序成为最主要重心，这明显不是纯粹为艺术服务。与其说《盲流感》尝试建构一个完全丧失秩序的世界，倒不如说编剧是要重构一个“反秩序”的世界─一切都还有某种秩序可言，只是和原有秩序恰恰相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一个理论，人生的需求得循序渐进经过生理、安全、爱与群属、尊重、自我、求知、美善等七大阶段。盲人的世界，不过在二至四阶段徘徊：虽然无缘于终极的自我完善，却好歹未至完全跌入“原始平原”。于是，昔日的上层精英─例如那位眼科医生，或是剧情没有交待的牧师、教授、高官一干人等─失去视力后，也失去全部尊严，又不甘接受现实；既要和下三滥小偷为伍，又要拼命保留道貌岸然的包装，来伪善地表现对新秩序的无力反抗。刁钻狡诈或是习惯了黑暗的一群，则成为新秩序里的主人。这不正是无数“文革”过来人午夜梦回的核心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