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部难得以印度人为主角的电影，囊括奥斯卡八项大奖，不但令电影成为经典，也让主人翁进一步显得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甘地传》。甘地个人的高尚品格是毋庸置疑的，在道德层面而言，他的标准无论是否有点造作，似乎都是正常人类难以逾越的高峰。但经过多年忽冷忽热的印巴冲突，再回看当年经典，我们成熟了，不再天真和傻的现代观众，不得不问一堆煞风景的问题：这类电影（以及那些印度本土制作的《我的父亲甘地》一类样板戏）是否对甘地的神化有点过了头？究竟甘地留给当代印度的真正遗产是什么？假如我们带着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心态重温《甘地传》，当能追踪到这位印度新神和整段近代南亚史背后的人造痕迹。
●国父真纳沦为跳梁小丑
《甘地传》最让人意外的，是它完全以负面方式刻画巴基斯坦国父真纳，让他和印度“圣雄”甘地成为强烈对比。真纳是20 世纪初的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他在电影中的功能就是不断搞分裂、添烦添乱，面对甘地委曲求全的让步显得冷漠无情，而且个人修养欠奉，又声言不惜流血也要建立巴基斯坦国，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印巴一定要分治，让观众以为他只是为了个人野心而“分裂祖国”。加上真纳天生瘦削，临终时形同骷髅，电影亦刻意强化这视觉效果，令他看来更是一片阴森。相反，甘地经常袒胸露背招摇过市，在艺术加工下就显得阳刚、光明正大。
其实真纳出道初期，原本坚定支持印度统一，曾信奉今天已没有市场的“大印度民族主义”，甚至教导穆斯林不要老是顾及私利，中了英国人分而治之的圈套，“否则就会让我们的印度教朋友瞧不起”。他的成长背景，比甘地更多元化，既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祖先，又曾入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学校，并非所谓基本教义派，反而曾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团结的象征，早期关于他的传奇就是如此定调。甘地和真纳都是英国培训的律师，曾在英国本土当学徒。甘地爱搞绝食抗争，一生三次坐牢、十五次公开绝食（私下的绝食锻炼远不止此数）；真纳则着重议会民主赋予的和平演变和宪法论争，后者自然较合英国人脾胃。然而，要抬高甘地，是毋须贬低真纳的。如此反衬，穆斯林当何所感？
无疑，在“分而治之”宏观策略和个人因素共同发酵下，英国人大力扶植原属国大党领袖的真纳组党，抗衡开始“印度教化”的国大党，真纳开始改而主张“两国论”，出现了《甘地传》渲染的针锋相对局面。但自始至终，真纳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国内少数派利益，而不是向多数派夺权，两者是十分不同的。从激进巴基斯坦人的角度看，当年印度教徒压迫少数派穆斯林的势态越来越明显，真纳始终拒绝破坏印度教的内部稳定，不愿挑起人家的内部冲突，也不愿利用英国势力打压甘地，已算是相当屈从，这也令真纳一度因为被激进穆斯林排挤，被逼流亡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