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又结合当时的背景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他重提1979年夏鼐在记述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所说的一段话：“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授当是马衡，而年轻学者自然是指李济。对于这一说法，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长，继尔成为台湾阿扁当局“教育部长”的杜正胜认为：“夏鼐虽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探问傅的可否。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扎，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杜正胜又说：“学问有新旧， 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欢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 [17]杜正胜所说的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而“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心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18]陈寅恪与伯希和盛赞陈垣之时，这位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正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尽管傅斯年等人欢迎之至，但陈垣终其一生都没有跨进史语所的大门。尽管如此，在傅斯年或者陈寅恪等人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的“预流”者，而马衡显然属于“不预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