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马衡所争的是一个团队主持者的职位，并非普通的发掘人员或研究人员，时在殷墟参加发掘的史语所人员，并不全如陈寅恪所说的“预流”者，第一次主持发掘的董作宾出身于北大国学门，算是马衡的学生辈人物，没有留洋背景。而河南当地土学者如郭宝钧等，皆属于默默无闻“只能拚命向前”（胡适语）的过河卒子 ，因其“不预流”而不被学界名流大腕们所重视，为此经常受气。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他（郭宝钧）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
对郭宝钧不幸遭遇，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吴定良门下的石兴邦则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说：“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史语所学者间用英语讲话是常事，我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和你谈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间或用几句英语。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给凌纯声院士当助手，在他的套间办公，有时也用英语问话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语向他问话，是习惯使然，不会有恶意。” [19]或许，石兴邦的解释有些道理，但作为留洋的“海龟”，隔三差五，有事无事地在一些土包子学者面前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可能真的毫无恶意，但总让土学者们脸上难堪，心中不怎么舒服。郭宝钧的抱怨当然有他的道理所在。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与黄炎培等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访问，在和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长谈时，傅斯年似乎没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词汇，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来应对毛。究其原因，在安阳殷墟发掘时的郭宝钧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员，而此时的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月薪只有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了，身价的不同，使对方的态度也跟着不同起来。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到马衡进出中央研究院的问题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