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背后的故事】
这封信是我母亲在上海给我写的，时间是（民国）廿年五月廿三日，即 1931年 5月 23日，当时我只有 3岁。
我母亲叫韩雅兰，陕西省蒲城县人，1905年生。20世纪 20年代她在西安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那时正是大革命时期，西安正掀起一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据说我母亲就是在这个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她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我父亲叫王圣域，也是蒲城县人，1895年生。五四运动时期，他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参加过五四运动。后回陕，在西安二中、一中等学校当教员，期间他曾赴上海，替学校购买理化仪器，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据说，我母亲和父亲就是在大革命时期结的婚，婚后生一子，因为当时正是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期，因此他们给儿子起名叫三民。三民是我的哥哥，听我母亲说，我哥哥很聪明、可爱，但可惜的是，一两岁时就因病夭折了。
我是 1928年出生的，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祖父母怕我和哥哥一样遭逢不幸，就不让我母亲和父亲再给我起名字，由他们起名叫神佑，也就是说让神来保佑我能够活下去，我这个名字神佑一直用到小学毕业。上初中时（当时我的祖父母早已去世）母亲和舅舅觉得这个名字太封建迷信，用着不合适，就把中间的神字去掉，改成王佑，王佑这个名字我用到上大学，参加革命后，我把它也改了。
1930年 3月，因为陕西局势太恶劣，我母亲和父亲离开西安。此后，我母亲上了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上大学时她已经 25岁了，同班同学大多不到 20岁，她是年龄最大的，而且是有孩子的了。初到上海，因为年龄关系，与同学比较生疏，故而非常思念家中幼子，特写此长信予我。在这封信中，她谈到了被迫离家出走的原因，谈到对我的思念，也谈到了对我将来的期
望。当然，母亲信中的某些话，例如“无知识的乡妇”等，说得不合适。这也是那个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党员的毛病。其实，母亲小时候，也是在老家农村中长大的。这封信母亲一直压在箱底，没给我看过。 1943年 6月，母亲因病在西安去世后，外祖母把母亲的遗物都交由我保管。那时我正在泾阳县私立泾干中学上学，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才从箱子里面翻出了这封信。母亲在这封信中说：这封信“留着待你将来长大了，认识字时再给你看吧，或者你母到那时，因意外而离开人间也未可知。”这可真是一语成谶，我看到这封信时母亲
20世纪 30年代初的复旦大学校园一景，韩雅兰保存。
韩蒲与父母合影，20世纪 30年代初摄于西安。 已经真的不在了。此后，辗转南
1935年复旦大学三十周年校庆大门景象，韩雅兰保存。
北，六十多年，这封信一直保存在我的手中，激励着我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1936年西安事变后，母亲曾经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习。我于 1948年夏也沿着母亲的足迹从北平赴华北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学习，走上了革命征途。我想，作为儿子，我没有辜负母亲对我的期望，也可以说告慰了母亲的在天之灵。（韩蒲口述，孙思怡记录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世界通史教研室教师（前排左二为韩蒲）欢送苏联专家沙里金（后排右五）回国，1953年 6月摄于北京西郊人大校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