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
司马迁生逢其时，所以总结那雄奇时代时，他的一部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用残墨写了几位不能不写的“恐怖主义者”——20个世纪后不知为什么连中国的电视台也操着一股盎格鲁?撤克逊式的正统秩序维护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义者几个字时带着一种判死刑的味儿，——但那《刺客列传》却是伟著《史记》的压卷之笔，永远地放射着难言的、异端的美。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
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白鼻姆黑耳朵》，让人感动不己。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之风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着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带着一个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定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发忠诚和宣扬这种死而不渝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们有几分“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儿约得多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无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嘘；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狗。我家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这个音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不清楚了。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色，喜欢卧在毡包的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清的复杂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险地陷进牧主阶级的边缘。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在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不是那时身在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也无法总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住其中的知识青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
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的东西最真实。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刚4岁的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我，刚满20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昂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那座毡包不由我作主，说透了我是这个包的缘份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赔笑脸说奉承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脑窜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劲头，齿尖也不再锐利，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