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看惯了母亲喝茶。她总说那是她唯一的嗜好，接过我们买来的茶时，她常自责地笑道：怎么我就改不了呢？非要喝这一口！
那时太穷，买不起“茶”，她只喝“茶叶末”。四毛钱一两的花茶末，被我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有钱了，“茶”却消失，哪怕百元二百元一两的花茶，色浊味淡，沏来一试满腹生疑。干脆再买来塑料袋装的便宜货，与昂贵的高级花茶各沏一杯，母亲和我喝过后，都觉不出任何高下之别。苦笑以后，母亲饮茶再也不问质地价格。我呢，对花茶全无信任，一天天改向喝绿茶或者——姑且说“粗茶”。
提笔前意识到：以中国之辽阔，人民之穷窘，所谓粗茶之饮一定五花八门不胜其多。我的一盏之饮，也仅限于蒙、哈、回三族的部分地区，岂敢指尾做身，妄充茶论！
一
在尝到蒙古奶茶之前，我先在革命大串联时期喝过藏族的奶茶。后来我才懂得藏族人比蒙古人更彻底地以茶代饭。藏族人熬茶后加入酥油，酥油这个词在北亚各牧区又各有其解。当然说清楚游牧民族的黄油、酥油、奶油不是一件易事，难怪日本学者总听不懂。因为他们对这些其实是奶制品的油只有一个词描述，而且是外来语：butter。加酥油的茶拌上炒青稞面，就是使伟大的吐蕃文明温饱生衍的糌粑。汉族吃不惯，觉得酥油茶是惩罚，因此住一阵就溜，始终完成不了他们掺砂子的大业。而酥油还算奢侈，第二碗糌粑是用“达拉”拌的，达拉就是脱脂后的酸奶。一般人们一餐两碗糌粑，一碗用酥油一碗用达拉，——然后再慢慢喝茶。
蒙古人的文明可能并非与西藏同源，他们喝奶茶时不吃面，吃米。与粗糙的青稞面对应的是粗糙的带壳糜子，蒙语译为“黑米”。主妇用一个铁箍束住的圆树干挖成的舂筒，装进炒熟的黑米，有空就捣。那种家务活儿很烦人，插队时我经常被女人们抓差，抱着杵，一边捣一边问：“行了吧？”
——在奶茶里泡上些新舂出来的黑米，刚脱壳和炒得半焦的米，使这顿茶喷香无比。当然，我们不像高寒的西藏，我们还往茶里泡进奶皮子、奶豆腐。严冬泡进肥瘦的羊肉，喜庆时泡进土制的月饼。
蒙古牧民的奶茶用铁锅熬。砖茶被斧子劈下来（大概蒙古女人唯此一件事摸斧子），再用皮子或布片垫着砸碎。茶投入滚锅，女人一手扶住长袍前襟，一手用一只铜勺把茶舀起又注回锅里。加一勺奶，再注进，再舀起——那仪态非常迷人，它如一个幻像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然后投进一撮盐池运来的青盐。
蒙古牧民用小圆碗喝茶，儿童用木碗，大人用瓷碗。景德镇出产的带有透明斑点的蓝边细瓷碗，特别是连景德镇也未曾留意的“龙碗”——最受青睐。吃着饮着，空腹饱暖了，疲乏褪去了，消息交换了，事情决定了。
那一勺奶举足轻重。首先它是贫富的区分，“喝黑茶的过去”，说着便觉得感伤。今日若碰上个懒媳妇没有预备下奶，倒给一碗黑茶，喝茶人即使打马回家时，心里也是忿忿的。
字面意义的六十年代，我在草原上的茶生活，基本上靠的是无味的黑茶。奶牛太少，畜群分工，牧羊户没有牛奶。蒙古牧民不能容忍，于是夏天挤山羊奶——也许是古代度荒的穷人技能。奶茶都是在牧民家喝的，而且集中在夏季。舂黑米，饮黑茶，那全套旧式的日子，大概只有今天流行的民族学社会学的博士们羡慕了。当年的我们并没有在意，历史特别宠爱我们这一代，它在合上本子之前让我们瞟了瞟最后一页。
即便在炎热的骄阳曝烤之后，蒙古牧民不取生冷，忌饮凉茶。晒得黑红的人推门弯腰，脚迈进来时嘴里问的是：有热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