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满婚姻对男人事业的帮助
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一生事业坎坷，总算大成，但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令崇仰他的人心有不忍，无法避免感染他的命运悲剧感。张伯苓同时代的实业救国君子卢作孚，最后的结局令人唏嘘。时代的变故且不管，他最后的自杀却是因为身边人的伤害和救助的不及时。幸运的是晏阳初，有志同道合的伴侣，事业因为伟大，其道口尤其复杂坎坷，但家庭与个人生活的温存与幸福，就仿佛阳光，让一切坎坷也镀了金，对于张伯苓也是如此。
张伯苓从军官到教书的角色转变，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夫人却一直支持他。张伯苓与夫人王淑贞奉父母之命完婚，这个旧式婚姻最终缔结出一段美满的姻缘。王淑贞贤惠大方，婚后凭一人之力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张伯苓得以在外面专心办教育。张伯苓办学遇到难处时，王淑贞总是给他加油打气。张伯苓曾说：“我的一生事业，得助于夫人处很多。 每逢我遇到困难时，夫人则劝我不要气馁；受到挫折时，夫人必鼓励我：有一番挫折，学校就会向前发展一步。”
严馆与王馆
张伯苓从事教育的第一站是严氏家塾。严氏家塾的创办者严修，字范孙，出身商人家庭，曾考中进士，甲午战争后主张教育救国。1897年，严修上书皇帝，请求朝廷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次年光绪下诏书开设经济特科，严修凭借此举闻名中国。严修主张办新教育，并慧眼看中张伯苓，聘请其到自己开设的书馆教书。张伯苓教严家子侄五人英文、数学等课程，并开设体育课，将两张椅子左右分开，上面放置一根竹竿，作跳高的横杆。学生将长辫子盘于头上，撩起长袍练习跳高。1901年，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到自己的家塾教书，从此张伯苓往返于严馆与王馆之间。
张伯苓将两家子弟11人集中到严馆宣誓，严修为两家子弟作誓词：“善相助，过相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耻笑，毋背毁，毋面漫，同力一心，从事学问。以绳检相最，远非癖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坠，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
日本考察
1903年，张伯苓好奇日本之先进，曾到日本作短期考察，受益良多。1904年，张伯苓又与严修共同赴日，考察新式教育，学习先进的办学模式。二人参观了早稻田大学及其他一些高等学校，搜集了很多教学资料，日本的民风与社会秩序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稻田有学生八千余名，张伯苓想到了自己六年家塾不过教十几人，救国理想似乎遥遥无期。在回国的船上，严修问张伯苓：“怎样才能在天津办一所民立中学？”张伯苓回答：“此事不难，所虑者缺地少钱，如有此二者，我愿尽绵薄之力。”
创办南开学堂
回国后，严、王两馆合并为“私立中学堂”，严修在住宅中划出一院作为校舍。书桌及各种教学仪器准备妥当后，聘请教师，并招生73名。张伯苓出任学堂监督，学生按程度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级，另设一师范班。1904年10月17日，学堂正式开学，这便是南开在中国教育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形象。
学校后来又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张伯苓也很快表现出教育家的本领，求学者越来越多，两年后严家便无法容纳更多的求学子弟了。1906年，郑菊如捐地十余亩，严修等人集资修建新校舍，因校舍建在天津西南一片洼地上，学校搬迁后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4年，“南开中学堂”更名为“南开学校”，张伯苓也由监督变成了校长。
人可以有霉运，不可以有霉相
张伯苓在治校上提倡三育并进而可偏废，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完全人格。鉴于晚清社会弥漫着颓废的风气，各种不良习惯随处可见，张伯苓将饮酒、吸烟、赌博、冶游、早婚等列入学校禁令，犯者退学，绝不姑息。
